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1]中枢体制中君相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相对于君权的稳定，宰相则是中枢体制中变动不居的部分，因而古代不同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宰相（宰辅）制度的变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而定型于隋唐之际的三省制，长期以来成为解释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框架。尽管有学者早就意识到仅至高、武之后，唐代政治体制就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阐释框架上仍无法摆脱三省制之窠臼，将唐代中枢体制看成是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将唐代的三省制分为长成、挫折、完成、破坏和转型五个阶段加以论述。参见孙国栋：《唐宋史论丛》（增订本），83-18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王素以《唐初三省制的确立》和《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两章论述唐代中枢体制的变化，主线即是三省制的酝酿、建立和破坏。参见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更有甚者，有学者以三省制为中心，将魏晋南北朝看做“三省的出现”、隋唐为“三省制的全盛时代”、两宋为“三省制的衰落”[2]，浑然不顾隋代以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典型的三省制实际上仅存在数十年这一历史事实。
    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新三头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枢体制的演进。袁刚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3]刘后滨先生对“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两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因而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4]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一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其设置及其演变，两《唐书》、两《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中虽都有零星记载，但皆未及详考，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演变始末始有简单总结，距枢密使之创置已是数百年之遥。中日学界对于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数十年来也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对于枢密使出现的时间、人员、职能以及它在唐代中枢体制中的作用和对中晚唐政局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注：参见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つ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3，27-32页，1953；《唐代枢密使制の发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4,41-48页，1954。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唐史论丛》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宾：《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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