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李存勖意在仿唐制而设的中门使在继承了枢密使的基本职能的同时，又与自己本镇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结合，赋予了它掌握军政的新功能。当庄宗灭梁，化家为国，原先的藩镇体制转化为国家体制，中门使也转化为枢密使，从而开启一代新制。此时的后唐枢密使制度较之于唐代枢密使制度已经是旧瓶装新酒，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后唐枢密使继承了唐代枢密使掌文书通进这一基本职能。据《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载，天成元年后唐平蜀后，明宗遣中使凭敕书往诛王衍一行，“已印画，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正因为枢密使掌握文书传达，张居翰才有机会改动诏书。另一方面，在新体制下的政务运行上，中书、枢密分掌民政、军政，对掌文武，同时又一起作为皇帝的最高顾问集团而共同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旧五代史》卷三四，同光四年三月丙子条）作为一个顾问整体，他们一起被合称为“执政”（《旧五代史》卷三四，《崔协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后唐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中书、枢密分掌文武、共议国政的二府体制。这种格局也为此后的晋、汉、周所继承，其间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至北宋前期，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
    宋人话语中通常将枢密院掌军政看作是对“事无不统”的相权的分割，是太祖、太宗防弊之政中的一环，并奉为“祖宗之法”（《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而遵循。有的学者业已习惯了将枢密使掌军政以分宰相权看作是二府制的本质特点，是不证而自明的，并以之作为自己研究的前提。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以整个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枢密使制度的演变为着眼点考察唐宋之际中枢体制变化的过程就会发现，五代时期实是晚唐至北宋前期中枢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始创于唐代中后期的枢密使制度没有延续类似汉代尚书从皇帝私臣到外廷宰相的演进之路，而是随着后唐庄宗灭梁发生转向，成为掌握军政的外廷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从而导致唐代中后期以来的中书门下体制发生变化，以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中经中书门下体制的演变，转变为五代宋以来以职事分工为特征的二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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