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外交空前发展的时期。在对外交往上，中央王朝不仅推行积极开放的政策，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译语官（或译官），以便在处理涉外事务中解决语言不通或隔阂的问题。最早注意译官的是黎虎先生，他在《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相关篇章对唐代译官的设置情况做了介绍[1](P336、P361-363、P478-479)。稍后，程喜霖梳理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译语人”[2](P298-301)，以揭示他们在丝路贸易中的活动和作用。最近，韩香女士以长安城为活动空间，对唐中央设置的译语人给予关注[3]，应是唐代译官研究的一篇力作。其实，唐代的对外交往中，缘边州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译官在地方边境政府的涉外事务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角度，本文拟对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进行总体论述，并重点考察唐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同时对学界关注不多的“新罗译语”也略加说明。

    　　　　一

    唐代，中书省和鸿胪寺是两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担负外交管理之责的机构。作为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译官首先见于这两个机构中。中书省的译官，《新唐书·百官志》谓“蕃书译语十人”，《唐六典》称“翻书译语十人”，两者所指其实相同。中书省的任务之一是起草诏令。其中代表中央王朝发给四夷外邦的文书和政令，也由中书省负责起草和撰写。与此相应，凡四方及各国朝贡之国书与贡品，中书省内皆有专人负责接收。由于这个缘故，中书省设置一些熟悉和精通“蕃语”的翻译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这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4]（卷199,P6273）。
    受材料所限，唐代可考的中书译语共有3人。其一是贞观年间的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他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5]（卷1000,P11736）。按照李唐的职官制度，这里“直中书译语”属于唐代的一种直官。沈括《梦溪笔谈》卷1《故事二》载：“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从姓名推测，揖怛然纥显然属于胡人血统。当时回纥尚未兴起，北方惟有突厥称雄，因此揖怛然纥为突厥的可能性较大。由于精通“蕃语”，故以折冲都尉的身份权摄中书译语，从事各种“蕃语”的翻译工作，因而有“直中书译语”的说法。
    其二是史诃担，或史诃耽，亦为胡人，出于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据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墓志》载[6](P69-71)，武德九年（626年）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此后终太宗朝，他一直在中书省任职，并在京城长安购置地产，安土定居。永徽元年（650年），他经营的一块土地被中书令褚遂良相中，后者强行要低价购买。此事惊动了秉公执法的监察御史韦仁约，他的土地得到了保护，中书令受到弹劾，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7]（卷61,P1067)。永徽四年，高宗授史诃担“游击将军、直中书省如故”。至乾封元年（666年）改授虢州军事、虢州刺史为止，史诃担任中书译语长达40余年之久。
    第三人是石佛庆。他的事迹见于会昌三年（843年）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其文曰：
    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8]（卷701,P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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