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
 |
时间：2009-7-24 13:47:11 来源：不详
|
|
|
sp; 石佛庆应是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人。史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9]（卷217上，P6121)。因为有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九姓胡与回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德裕“回鹘种类”的说法，盖指于此。状文中的“纥扢斯”即黠戛斯，是漠北民族之一。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攻破回鹘，迫使后者离散向西、南两方迁移。其中南迁回鹘的乌介汗部逼近天德军城，给唐北部边境制造了很大压力[10]。开成三年，黠戛斯通贡唐朝，相约与唐联合攻击南迁回鹘。但在中书省充任译语的石佛庆等人与回鹘联系密切，宰相李德裕担心石佛庆把“不便于回鹘”的消息翻译出来，通过京城定居的回鹘人泄漏出去。因此上书，请求武宗诏令防御回鹘的河东节度使刘沔，以及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乘驿骑赶赴京城，以备唐与黠戛斯使者会谈之用[1](P362)。
作为官方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唐鸿胪寺中亦有译语的设置。《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云，“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其中中书省翻书译语10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由于中央设置的译语人员皆为直官，品级自然不高。《新唐书·选举志》谓“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9]（卷45,P1174)，就是针对译语的升迁而言。按典客署，隶属鸿胪寺，署设令一人，从七品下，凡“四夷归化在藩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9]（卷48,P1258)。可见鸿胪寺的译语人，其最高品级也就是从七品下了。
尽管译语的地位不高，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所承担的翻译工作却相当重要。开元年间，西域箇失蜜遣使物理来朝，“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9]（卷221,P6256)，可知译语的翻译促成了箇失蜜入唐朝贡的成功。由于这种语言优势，译语可以与外族使节直接交流，因此在中央接见外来使臣时，译语有时还起着导引宾客的作用。最为典型的是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入主回鹘一事。当时迎亲队伍中，“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9]（卷217上，P6124）。这里“译史”，应是鸿胪寺中的译官，当是译语人的另一种称呼。他在回鹘迎娶咸安公主的盛大场合中扮演着“传导”和“传问”的角色。“传”、“问”说明了译语的语言特长，即能用回鹘语与回鹘使团进行沟通，尽可能把唐王朝的抚慰政策转达给回鹘。另一方面，“导”字表明译语在承担翻译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司仪的职责。即按照唐室之礼仪，导引回鹘使团履行迎亲的有关仪式和程序。
由其“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译官是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天宝十一载（752年）突厥内附首领阿布思率部叛乱，唐安西北庭节度使程千里讨伐之。阿布思穷途逃归碛西葛逻禄部。天宝十三载为葛逻禄叶护擒获，献于阙下。玄宗降诏，颁赐叶护玺印，并大力褒奖。葛逻禄“所请印信并译语人官，并依来表”[8]（卷40,P190)。看来，葛逻禄叶护遣使献捷（阿布思）时很可能请求唐王朝派遣“译语人官”，玄宗欣然答应。这是因为派遣译官可以传达王命，了解蕃情，客观上对改善唐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对译官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作为制度之一，译语、掌客等出入鸿胪寺所辖机构如客馆等，需要凭借长官颁发或下达的“状牒”，才能为职司守卫的监门所放行[7]（卷66,P1151)。这看似是对译语日常行为活动的规范和制约，但实则反映了译语人员必具的职业素质。在专业翻译方面，从《唐律》的规定来看，中央王朝还是有具体规定的。《唐律》第387条载：“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这里“译人诈伪”，即作伪证为胡人开脱罪名，显然不能以职业道德素质的标准来衡量，而同样与夷、胡犯罪的性质联系起来，乃至受到法律的惩罚。律文中的“译人与同罪”，《疏议》解释说：
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或夷人承流，译者云“徒二年”，即译者得所减二年徒之类。[11]（卷25,P475)
译人、译者即译语人，如果他们的翻译不实，出现严重差错，将受到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比如说，胡、夷犯法按《唐律》“承徒一年”，译人如翻译为“徒二年”，那么一经查明翻译不实后，译人自身反而要承担“徒二年”的刑法。《疏议》中还特别强调“据证及译以定刑名”，可见翻译的准确及失实程度是量刑定罪的标准之一。这样的惩罚当然很重，它迫使译语人员在工作中严谨认真，如实翻译，客观上对译人的翻译水平和职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