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译语群体——“新罗译语”，很值得我们重视。据圆仁所记，唐在淮南节度使（治扬州）辖下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县）以及淮西节度使辖下的泗州（今安徽泗县）置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20](P679)。其中楚州新罗坊内还设有新罗译语人。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载：会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济书云”，会昌三年正月廿九日，“得楚州译语刘慎言书一通”，会昌四年九月廿二日，“作书付送楚州译语刘慎言及薛大使”等[21](P156、P159、P195)。从圆仁的记载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为入唐的新罗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还在唐与日本的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圆仁此行的使团中，第一舶上有新罗译语金正南，第二舶上有新罗译语朴正长[21](P2、P10、P24)。他们不仅担任语言翻译，且由于熟悉入唐东渡的路线，因而在航海行程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22](P1811)。船舶登陆以后，有新罗译语道玄筹划住宿，“令通事由”，并与押衙进行沟通[21](P56、P58)。使团行至楚州后，又有新罗译语刘慎言与当地政府接洽并疏通关系，安排住宿，保管行李，并随时探知朝廷信息。在得知武宗会昌灭佛的消息后，他及时通知圆仁等焚烧佛经论、文书、功德帧、幡盖及僧人衣物等[21](P197)。使团返回时他又打通关节、寻找船只、安排行程等。因此，从刘慎言等人在扬州、楚州、泗州等地的活动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而且还兼通日本国语和汉语，故而充当了新罗、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因为他们长期侨居东南沿海，对唐朝的官场、民情、社会风俗及地理交通甚为熟悉，所以在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上表现出更高的汉化程度。总之，新罗译语的设置，客观地反映了唐与新罗、日本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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