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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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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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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为饱也。”[7]（卷27,P521）可见玄宗与阿史那德的这场对话，是通过译者的口头翻译而进行的。二是书面翻译“蕃族”通贡中央王朝的文书。前面提到的中书译语石佛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译官还有刺探和了解藩邦蕃情的任务。一般来说，译官了解蕃情的途径有二：一是出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比如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撰写的《西域记》，从书中描写的“传译语”和“访于译史”来看，材料大多来自都护府内译官出使西域的收获。二是外来使节的描述。由于语言上的优势，译官也参与一些导引外宾和接待使节的礼仪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与使节和外宾的交流而获悉外邦的情况。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察四夷的方域道里，以及边州进入四夷的道路时，“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9]（卷43下、P1146），充分利用了鸿胪译语从外来使节那里了解到有关周边四夷的情况。又会昌年间，黠戛斯使者阿热来朝，武宗命太仆卿赵蕃持节抚慰其国，诏令宰相李德裕去鸿胪寺接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9]（卷217下，P6150）。通过译官与使节的交流考察黠戛斯的国风、民情和地理概况。事实还不止如此。从鸿胪寺定期上报史馆的内容来看，举凡周边四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等[7]（卷63,P1089），译官都要尽量有所了解和掌握。将这些内容汇总起来，它们又成为唐代编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唐王朝的对外交往中，译官因其语言优势而参与一些外交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担任使节出使外国，完成中央王朝抚慰外邦和结交通好的使命。如贞观年间，中书译语人揖怛然纥，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元和四至八年的中间，朔方节度使王佖致书吐蕃，并遣译官马屈林出使通好。长庆二年（822年），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出使吐蕃，主持唐与吐蕃会盟之事。具体告盟时，吐蕃使钵掣逋宣读誓文，“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5]（卷981,P11532)。《新唐书·吐蕃传》称：“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9]（卷216下，P6103）显然，这位翻译誓文的译者就是随从刘元鼎出使吐蕃的唐朝译官，他在会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通常而言，两国之间的遣使是双向互动和礼尚往来的。作为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周边四夷同样也有相应的翻译人员。永泰元年（765年）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众二千，“诣泾阳请降”，并由回纥译者作为导引，相约与“令公”郭子仪结盟。从史料所见“回纥译曰”、“回纥又译曰”、“即译曰”来看[13]（卷195,pP5205-5206），回纥译者无疑是此次盟会的主持者和策划者。在整个过程中，他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且用汉语与郭子仪直接交流，因而促成了唐与回纥会盟的成功。
而对大多数外邦小国来说，他们的译语人员极为有限，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要借助邻国的翻译人员才能进行，此即为“重译”。所谓“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13]（卷71,P2558），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贞观十四年（640年）流鬼国王“遣子也可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9]（卷220,P6210）。贞元八年（792年）骠国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5]（卷996,P11691)。南蛮中的乌蛮部落，“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9]（卷220下，P6317)。甚至开成三年至大中元年（838-847年）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9年中，始终借助新罗译语与唐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由此可见，藩邦外国在遣使与唐通好的过程中，译语居中起到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从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看到译语人在丝路贸易中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康某为“军资练事”寻找辩辞，似乎不能说明什么。何德力则充当了唐与突骑施市马交易的中间人，翟你那潘随从西域商胡出行，在担任商队语言翻译的同时，还充当了“证人”和“保人”的角色。从《唐律》“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的规定来看，译人充当夷胡“证人”和“保人”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唐代译官的构成，论者以为充任者多为胡人血统[1](P479)，更多的则为中亚粟特人[2](P301)、[3]。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无需赘述。不过，唐代译官中不乏有汉人存在。比如，朔方节度使府译官马屈林就是汉人。另外，开成元年文宗“边州令置译语学官”的诏令，对于改变唐代译官的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诏令，汉人通过“译语学官”的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中央王朝的译语人员，这就打破了原来由胡夷蕃族担任译官的单一模式。乃至五代时期，译官的选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福六年（941年）七月，西凉府留后李文谦遣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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