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职役制度本身而言，赵宋王朝给乡役人所设定的社会身份是“民”而非“官”。宋人往往说乡役人是“庶人在官者”，是国家用来“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12]。宋人或云：

　　国朝因隋唐之旧，州县百役，并差乡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岁月番休，劳佚相代。[13]

　　此处所谓“乡户”者，乡村民户也。其他诸如职役人是“农民在官”者[14]，或者说“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15]，“保正、长以编民执役”[16]，“既为之民，而服役于公家”[17]等等说法，均表明乡役人是为政府操办乡村事务，其实际身份并非是“官”，绝对不属于正式的国家官僚系统。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役考一》一方面指出“职役”之于“徭役”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乡役人是“至困至贱”的徭役：

　　……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箠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

可以说，马端临的这段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士大夫的声音。既然斥之为贱役，则几乎所有乡村杂务，官府乃至官员私家事务，无不役使之。[18]

　　其二，在贵官贱吏的宋朝，与州县官员迥然不同的是，乡役人并非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南宋时期的文献显示，乡役人乃是由县司胥吏和乡司等直接差派的，如：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敕：……访闻诸县纵容案吏、乡司受上户计嘱，抑勒贫乏之家充催税保长，更不照应省限，多出文引，遍行点追。到限比磨，每承一引，必巧作名目，乞觅钱物，仍将逃亡倚阁税赋抑令陪备，或至破家失业……[19]

　　其三，除王安石变法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一般情况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报酬[20]；他们没有州县那样固定的办公衙门，更没有国家权力象征的官府印信——先师漆侠先生也曾指出：吏，一无薪俸，二无官告，算不上真正的官府中的公职人员；乡役人是属于“沾不上官气”，但“能够沾上官衙门气”[21]的那类民户；黄宽重先生进而指出：在有利于赵宋中央和皇权的统治体制下，政府“将乡里虚级化，使县成为行政基层单位”[22]。而从乡村广土众民的角度来看，承担乡役者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皇权“神经末梢”意味，具有“半行政”或“准行政”色彩[23]；而倘若从许多民户（包括豪富之家和部分中产之家）纷纷逃避充当乡役的事实来看，则其皇权“神经末梢”的意味又颇显淡薄。综合上述，以及阅读宋人有关议论的归纳，我们认为，宋朝人在论说乡役人时，多半并未将之视为一级行政机构，也很少看到将耆户长等乡役，和州县官员同等相待，将之视为官僚队伍中的成员。

　　其四，乡役人在官僚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形象是“至贫至贱”的一种徭役，其“吏民”胶合的身份也令士大夫阶层所不齿。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后，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同书卷13《职役考》：

　　……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后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箠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民，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24]

这就是乡役人在官僚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形象[25]。这些记载说明，作为职役人，他们是官员公吏们压榨、剥削的直接对象，是“困苦卑贱”、“至困至贱”的徭役。

　　其五，宋朝乡役人面对州县官吏的压榨而困窘不堪，难于应付，甚至因应差服役而破家荡产，流移逃亡。宋代文献中此类记载，可谓举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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