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25，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下同）。

[5]徐松：《宋会要辑稿·兵》2之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华书局，2004年；脱脱等：《宋史》卷192《兵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已有研究如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0年），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第11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有关“兼差制”则参前揭Brian E .Mcknight所著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之第4章。

[7]这种中介性枢纽，与西方学者所谓“国家—社会”之间存有“第三领域”区别很大。“第三领域”或说“中间领域”、“中层空间”。参阅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日]斯波义信:《南宋“中间领域”的登场》，见佐竹靖彦等编著：《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另见卞利：《论明中叶到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4－38页。[美]韩明士：《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则指出：“我认为如果回到狄百瑞提到的‘可能介于国家权力与家庭利益之间的乡里结构’，就可以找到线索。正如狄百瑞表明的和我已经予以论证的，通过把某些职能赋予组织化的乡村社会而不是政府组织，这样的中间组织实际上成为政府权力向下延伸的替代物。”见[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9页。

[8]参看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第452－453页。

[9]王棣：《宋代经济史稿》，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此前，王棣先生曾经认为：对于民户充当州县役，是负担；承担乡役，是当役民户的一种职权。参阅《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0]雷家宏：《试论宋代乡役的性质》，《晋阳学刊》1989年2期，第81－85页；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346页。

[1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252页。大致类似的理论以及后人的诠释，另参[美]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现在社会中的科层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马戎：《译者序言》，第5页，原著，第17－19页；[美]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步克中译本，第23－24页。

[12]脱脱等：《宋史》卷177《食货上五·役法上》，第4299页，第4295页。

[13]李焘：《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壬午，第9189页。

[14]李焘：《长编》卷443，元祐五年六月乙卯苏辙言，第10674页。

[15]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奏议·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
[16]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官吏门·申儆·劝谕事件于后》,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17]李焘：《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刘挚言，第5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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