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殊可痛伤。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承平以来，科禁渐密，凡差户役，皆令佐亲阅簿书，里正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26]

　　由于承当衙前役时，一旦辇送财物有所损失，就必须包赔，所以人人畏惧，许多上户纷纷想方设法逃避里正之役，政府不得不在至和二年（1055年），将其废除。此前，皇祐四年（1052年），李觏就乡役耆长等对乡间盗贼多不举发的问题，给当地安抚使上书云：

　　凡今贼发之地，必责以赏钱。县尉未下马，耆壮已卖田。破人之家，前后不少……[27]

　　绍兴三年（1133）六月十二日，户部言：

　　保正不愿就雇兼代耆长，即不合令承行文书外，其愿充耆长者并合主管。凡保正内旧来耆长事内，驱［保］正副执事，于官及公家之求，无不责办。

还是由保正兼代耆长之职，于是，朝廷允许“依非耆保事而辄差委及勾集赴衙条法断罪”。[28]保正兼充耆长仍是法令所允许的。民户可以自愿兼充，而州县官员则多不顾民户是否情愿，一概兼充。[29]朱熹也指出：

　　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则耆长主之；催纳税租，则户长主之。皆是募人充应，各有雇钱。而保正有愿兼代耆长者，大保长有愿兼户长者，则听之；其不愿者，不得辄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为不刊之典。然而州县奉行，往往违戾。[30]

　　所推行的多是上文所说，不顾民户是否情愿，一概兼充。绍兴年间，“今取耆长雇直，拨入经总制司，并缘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为甚，至死必争”[31]。再次表明乡役人是没有报酬的。

　　乡役人不但多有被迫入役的史实，而且充差为役，还将面临着役责日趋增多，破家荡产的危险。乾道八年（1172年）八月辛丑，有臣僚言：

　　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产业微薄，一为保正，鲜不破家坏产。昔之所管者，不过烟火盗贼而已；今乃至于承文引、督租赋焉。昔之所劳者不过桥梁道路而已，今乃至于备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理钱，节朔参贺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复有所谓承差人专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谓传帖人各在诸厅白直，实不曾承传文帖，亦令就例而占破……[32]

　　这时已看不出乡役具有“官”的色彩，充差为役，已构成为当役户莫大的负担。
综上可知，乡役人的差派，是由县级官吏负责的，并非朝廷直接“授权”的；他们大多数时段内没有任何报酬，还要承担日益繁杂的事务，甚至还会面临破家荡产的危险，而违法侵夺贫民下户，就要预防被执入狱等后果。凡此种种，均表明宋朝乡役制度无偿劳役的本质日益凸现，对照一级行政建制具备的条件，乡役制度下的乡里都保耆管等，与“行政区划”、“基层政权组织”等概念的界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两宋乡役“职”的特性

　　既然乡役是皇权的“神经末梢”，那么，作为乡村职役人员，也就具有了“职役”中“职”的成分，也就是以往学者所认定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地主阶层的走狗、土恶霸、地头蛇等。那么，我们就基本史料入手，结合已有成果的举证，剖析乡村职役人员所具有的“职役”之“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

　　宋初的乡役，诸如里正和乡书手等，多有民户争抢充任的情况，被视为有油水可捞的肥差。如，宋初里正与户长、乡书手一起，“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所以“人所愿为”[33]。冒名应役的现象就随之出现，朝廷不得不下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34]再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载：“乡书手，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第四等差。”苏辙《栾城集》卷25《伯父墓表》载：

　　祥符[县]……乡书手张宗久为奸利，畏公，托疾满百日去，而引其子为代。公曰：“书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

　　诸如此类的记载表明，至少在宋仁宗朝以前，承当乡役似乎显露出较多“职”的成分，使得他们在充任乡役后，不但自家的户头上升为形势户（吏户），还可以拥有一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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