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百姓——中下等主户和广大客户而言，那些充任乡役的豪强大户简直就是恶虎豺狼。宋朝许多史料记载了乡役人的这一形象。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里正在督促赋税时，“临[乡户]门，捕人兄弟父子，送县鞭笞，血流满身，[乡户]愁苦不聊生”。再如李觏《直讲先生文集》卷30江镐墓志铭和桂万荣《棠阴比事》卷上，都记载了陵州仁寿县一个姓洪的“里胥”，在担差服役时，“利邻人田，绐之曰：‘我为若税，免若役。’邻喜，划其税，归之名于公上。逾二十年，且伪为卷，茶染纸，类远年者，以讼”。南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3《催租行》一诗，鲜活显现出里正（役名实为保正）在催税时勒索民户的情形：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钱。”

　　耆长之役，也因具有某些“职权”，故有“不愿替罢，致久任本村，多端搔扰”者[35]。保甲制被应用于乡役制后，担任乡役保正长也拥有一些“职权”，并可藉此侵凌贫弱。有关保正压榨普通民户的情况，史例很多，诸如恩州有保正“在村恣横，号‘截道虎’”者[36]，房州保正竟至于“顽猾健讼，侵人田园，夺人牛马，官司莫能治”[37]。还有保正副依凭他们的一点“职权”，坑害百姓，侵吞政府救济物品的事件，“保正、县胥相为表里，贿赂苟行，则有以一户而获数十千者；嘱托不至，则有候伺累日而财得百馀金者”[38]。下面的记载，更表明类似情况，上揭并非特例：

　　一县之大，周围数百里，知县不能亲历，赈粜之法，必须付之胥吏，付之乡官，付之保正。方其抄札，人丁之多少，得赂者一户诡而为十户，一丁诡而为十丁；不得赂者反是，其抄札蓄积之有无，则得赂者变殷实为贫乏，不得赂者亦反是。[39]

　　由于巡检等官员的纵容，一些“奸民”“凿空入词，文引才出，则计会公吏、耆长之类，追扰执缚，殆同重囚。”[40]可见耆长是有一些特权的，故而乡豪大户会交结、贿赂他们。[41]

　　由于乡役人作为乡村半行政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及其相关职责，使得他们借助于政府的权威资源，在乡村社会中拥有较多的法外职权。那些“因徭为吏”的乡民往往“执事而受赇”[42]，骚扰、侵害百姓的现象是较多的。综合上述，“官中催科吏如虎”，或者说“公家门前吏如虎”，是乡役人在广大乡户心目中的一种主要的形象。[43]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中，有更多的实例可以举证，兹不赘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就上举诸例来看，这些乡役人所做的非法害民之事，均非皇权、皇权延伸的州县行政“授权”的范围，无一不是非法乱纪的行为。

　　我们再来分析乡役人的社会角色。担任乡役的民户，宋朝国家制度规定，一般须是富有多丁的乡村“豪富之家”（实际上多为乡间富民形势户），其社会角色更近似于傅衣凌先生所界定的“乡族势力”：既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因素，更因地缘性因素而存在于基层乡村之中，兼具“公”和“私”两个系统的色彩。[44]乡役人正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换言之，他们处于国家政权和乡邻民众之间，有时执行国家政权的管理功能——征派赋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等，有时则为了应对国家的不合理指派等，而在州县行政和乡邻民户之间，采用一些上瞒下欺的手段，在控驭和整合乡村社会秩序过程中，起着实际的、国家行政权力所不能达到的治理效果。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汉唐中央行政以乡官的形式设治于县以下的领域，唐宋以降，由帝制中央政府设置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大都只至县级为止，县以下的秩序整合，多半依靠乡族势力和准行政性质的乡里保甲等。显然，中央集权极欲扩张的赵宋王朝，在县政和乡民之间，一般不会出现绝对的“权力空隙”。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王朝在控驭乡民方面，在获取国家机器赖以存在和发展运行的赋役来源方面，非但不会忽视乡民这一庞大的群体，恰恰相反，反而会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乡民的稳定，是帝国大厦的根基；一旦紊乱，往往会给王朝以毁灭性打击。那么，就两宋而言，中央政府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将征派赋役、管控乡民的国家功能（包括教化劝谕功能）发挥出来的呢？是明确在县级行政以下，有意识地设置了诸如乡里、耆管、都保甲（乃至团、队、社）等如同路、府州军监、县的行政管理层级，还是在形式上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