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假定说，乡里都保耆管等构成为一级完整的行政建制，那么，耆户长、保正副长等均应是朝廷命官，成为政府工作人员。而北宋中期以后，乡役人数成倍增加后[45]，每5户乡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小保长，如此“十羊九牧”的局面，就宋朝财政实际运转情况而言，也是不可能的。
部分学者单纯研究“乡村行政区划”——纯粹来自皇权控制乡村体系的管理层级，这一研究取径是有缺陷的。邹逸麟先生指出，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一般要具有四个要素：层次、幅员、边界和行政中心。[46]而就宋朝乡都保甲等设置而言，似乎很难找见说明其具有明确边界、幅员和行政中心的记载。元朝人在追述和议论相关问题时，则有类似“（丹徒县）旧惟七乡，宋熙宁中，又益以故延陵县之一乡为八，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47]的说法。“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充分表明其层级是相对模糊的。那么，能否将这些记载中的乡里都保等看作县政之下的又一级行政性区划，我们认为，依照现代行政区划的术语套用于古代传统社会，多有不相契合之处。宋朝县以下国家管理模式，与今天县级行政以下之“乡镇”设置，差别还是相当之大。倘若完全剥离开职役制度等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单单就行政区划讨论行政区划，是仅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其他重要方面，一如盲人摸象，毫无二致。显而易见，乡役和乡村区划，前者较之后者内涵更为丰富而明确——至少其中所包含的“以民治民”的职役性质，后者并不具备。总之，今天常用的行政区划表意单薄，不能涵盖宋朝乡村职役的所有意蕴，我们倾向于使用“乡役”一词来展开讨论。

　　要之，宋朝时期的里正、户长、耆长、保正长等乡役人并不是皇权体制内的官员，乡、里、都、保、耆、管等也并非县以下一级完整的行政建制单位。这是由职役制度的这一特性决定的：乡役－职役制度本身，既包含有皇权统治下行政治理“神经末梢”的性质，同样也具有无偿劳役的性质。完全套用现代概念、现代行政层级规划理论研治中国古代历史，有相当的危险性，必须慎重对待，切不可犯“盲人摸象”那样以偏概全的错误。

注释：

[1]请参看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汉学研究通讯》（台北）总87期，增订后转载于《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最近则有梁建国：《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梁建国：《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鲁西奇：《宋代蕲州的乡里区划与组织》，载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谭景玉：《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另外，美国学者Brian E. Mcknight（马伯良）：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南宋的保伍法》（今据氏著《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收入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载《东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86年）等域外学者的研究，远不容忽视。

[2][日]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の形成过程》，见氏著：《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日本京都:同朋舍，1990年，第43页。

[3]吴泰：《宋代“保甲法”探微》，《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86页。目前有关中文论著，吴泰先生的这篇论文，是最具代表性者。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阶级矛盾的观念引导下，将20世纪以来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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