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楼钥：《攻媿集》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那些“豪猾之家”却得以与乡司勾结起来，“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91载：诡名户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如一家一岁，因诡名而得免百缗之赋”，就常常会“以其十五以酬乡胥”，甚至连一些形势户也“不敢不与也”。因为倘若不贿赂乡司，“来岁归并其诡户而重科之矣”。

[42]脱脱等：《宋史》卷177《食货上五》载范百禄言，第4315页。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4《戒约隅官保长以下榜文》也指出：保长等乡役人之所以敢“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吓细民，点名教阅，恣行捶挞……”者，乃是“倚恃声势”害民的。

[43]元好问：《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2《劝农业》，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另参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台北）第4卷第4期，1993年12月。

[44]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7页。

[45]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6]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中国历史代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1995年3－4期；《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中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划边界的两大原则》，》中国方域》1996年5－6期；邹逸麟：《从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化》，《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2期，第3页。

[47]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2《地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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