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
 |
时间：2009-7-24 13:47:19 来源：不详
|
|
|
君主御将之道：“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史记》卷一百二，《冯唐列传》）所谓的“阃内、阃外”之制，是司马迁感叹“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的精华之所在，但自秦汉以下的专制君主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的。因为对于军权的控制，始终是君主梦寐以求的。但是，当大战在即、君主既然已经命将出兵时，他就不得不承认前线高级将领的临机决断的权力——“阵前不奉诏”就成为“君命有所不受”的具体内容。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用兵过程中，大将周亚夫就有过一次“不奉诏”之举。当时，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在诸侯王中抵御叛军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定的。梁国又地处叛军的必经之地，因此受到吴军主力的围攻。梁国形势危急，先向大将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根据自己的用兵方略，抢占要地，而后“深壁而守”，对梁国的遣使求救，“亚夫守便宜，不往”。梁孝王刘武只好直接上书向皇帝求救，景帝下诏给周亚夫让他尽速发兵救援梁国，但是“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经过三个月的攻防战，周亚夫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吴楚叛军被平定。诸将纷纷赞赏周亚夫当时“不奉诏”的做法是高明的决策。但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汉书》卷四十，《周勃列传·附子周亚夫传》）。恐怕汉景帝对周亚夫的疑忌，也未尝不是开始于此。
如果说，汉景帝对周亚夫军中“不奉诏”的行为，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宽容；那么，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刘秀对待部将王梁的态度，则要严峻得多了。
建武二年（26年）春，发生了汉军镇压“檀乡”军事集团的大战。（注：“檀乡”之号及东汉对之镇压的过程，《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列传》的记载简明扼要：在徐、兖交界拥兵自重的力子都，归降更始皇帝，受拜为徐州牧。稍后，力子都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光武帝刘秀命令大司马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从汉军参战将领地位之高、数量之多以及受降人数之众，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大战、恶战。此役对于刘秀政权的稳固意义重大，据《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伏湛在上疏中有如下文字：“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此处列举的均是与刘秀“受命而帝”直接相关的重大战役，“灭檀乡”赫然居其首位。
参与此役的汉军将领，除了统帅吴汉之外，地位显赫而且贡献特殊的就是王梁了。王梁“从平河北，拜野王令”，又擢拜为大司空，封武强侯。刘秀对他有特殊的倚重之心。在进击“檀乡”之时，刘秀特意下诏：军事指挥权完全归属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既不禀报大司马吴汉，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王）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王）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后汉书》卷二十二，《王梁列传》）因为王梁在一役之中多次“不奉诏”、“前后违命”，光武帝刘秀对其恼怒到遣使斩首的程度。幸亏所派使者宗广意存宽恕，王梁才逃过一劫。笔者还有一个猜测：刘秀对王梁的“痛下杀手”，可能有安抚统帅大司马吴汉的用意。“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在先，王梁的擅自调兵在后，首先冒犯的就是军前统帅吴汉的权威。假设王梁是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刘秀必定会容忍他的“不奉诏”而擅自行动。所以，刘秀的“天威难测”，应该同时含有伸张君权、伸张统帅之权的两个意义。而在“天威”得以彰现之后，王梁不仅被赦免，还继续得到重用。
&nb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