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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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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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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臣僚，“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他们援引法律来证明，即便是太子的属官确实犯罪，皇太子也不该坐罪被废。安帝对来历等人的举动极为恼火，派中常侍奉诏威胁他们：“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面对皇帝要治罪的强硬表态，参与进谏者莫不失色。将作大匠薛皓率先改变态度，表示“固宜如明诏”，这是见好就收的聪明人。来历却瞧不起薛皓的见风使舵而出言相讥：“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其他人先后退走，只有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后汉书》卷十五，《来歙列传·附曾孙来历传》）值得注意的是，来历的愤然抗旨之举，本来出自于维持政局稳定的公正体国之心，与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诏”本来别无二致，但竟被安帝加以“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的政治罪名。可见，“不奉诏”的处置结果，包括当事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人治”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现之一。
秉持正义而“不奉诏”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出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长远考虑，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设计出某些理论，借以对君主滥用权力实施约束。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命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说苑》卷二，《臣术》）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为忠臣本质特征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还对“辅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说苑》卷二，《臣术》）稍加思量，其实所谓的“忠臣”、“辅弼之臣”，他们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有“不奉诏”乃至于强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政令失御”型
在正常情况之下，皇帝的诏旨不仅仅是其个人意旨的表达，更是国家政令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皇帝的诏旨如果在下达执行的过程中被以各种方式所搁置，那就意味着出现了“政令失御”的问题。此类的“不奉诏”行为，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人公开表态，抵制是在暗中进行的；二是“不奉诏”者自身不是公正的化身，恰恰相反，他们代表了官僚集团中的黑暗势力。
“山高皇帝远”的俗语，是对此类“不奉诏”行为成因的最好说明。在边远地区，一直存在着“鞭长莫及”的实际问题。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的离心离德往往也从此开始。“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潜夫论》卷四，《班禄》）这一分析还道出了其危害性：地方官“废忽诏令”得不到惩治，百姓就难免蒙受劫难了。
这种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有时候最高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装糊涂”了，也会在诏书中把这一官场“潜规则”予以揭破。和帝逝世之后，殇帝即位之初，临朝称制的邓皇太后下诏大赦天下。为了避免大赦令形同虚设，她在诏书中强调：“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卷四，《孝殇帝纪》）邓氏是高明的政治家，把政令受阻的严重问题表述为官员的“持重”之举，但遮羞布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员打折扣是半公开的秘密。汉安帝曾经借着大雨成灾，在救灾的诏书中，指责“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进而指出，朝廷虽有“养老令”和赈济贫困的规定，但是“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明知国家的法令、皇帝的旨意被地方官吏大打折扣，朝廷除了下诏谴责之外，并没有实际的制裁措施、纠正之策，这里透露出多少无奈？
这一类型的“不奉诏”，折射的是政令不畅的政治弊端，是吏治昏暗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集权制的体制体系之内，“令行禁止”一旦成为官样文章，那么任何立意高远的法律、制度、政策，都会归于名存实亡。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一个想维持社会公信度的政府，都应该设法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以上列举的四种类型的“不奉诏”行为，各有其特定的内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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