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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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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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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
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许诺。
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在可能性，阻止了汉元帝晚年废立太子的打算。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重病缠身，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为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他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改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废立太子之心，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为此，太子长舅王凤与王皇后、太子皆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说当时的政治高层疑云密布绝非危言耸听。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伴陪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之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汉书》卷八十二，《史丹列传》）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诏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争，不奉诏”的局面尽管没有出现，但从元帝的反应可以想见，一旦形成事实，只要皇帝不是肆行无羁的暴君，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团群体性“不奉诏”见诸实行，对于纠正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的言论不属于原则性错误，而只是一时失言，鲠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诏”的方式表示抗旨。东汉初年的循吏任延对光武帝刘秀的驳论，可称之为一段历史佳话。建武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离任之时当地吏民“生为立祠”。后转任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之言，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为官之道，务实却难免俗气，特别是此话出自皇帝之口，更为有失体统，在听到了任延坦荡无私的批驳之后，他只好叹息认错：“卿言是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
在以上所举四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公开声称“不奉诏”、“不敢奉诏”的臣子，其见识均在皇帝之上，他们的态度一旦表达，就会光明磊落地坚持下去；而皇帝则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或失言，还需要通过尊重抗旨者的方式，借以完成纠正错误的过程。
公开宣称“不奉诏”而抗旨者，也并非都能够体面“收场”，毕竟这是“触逆鳞”的行为，万一“真龙天子”动怒，当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难免的。 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受人蛊惑，下诏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会讨论废立太子。大将军耿宝等人秉承皇帝旨意，认为太子当废。时任太仆的大臣来历，却持不同意见。他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联名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采纳，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来历认定太子无罪，皇帝的旨意应该纠正，于是邀约了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持书御史龚调等十余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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