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颁下的文书，被冠以“制书”、“诏书”等尊美之称，以显示其至尊地位。君主专制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的诏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谨奉诏”成为常见的文书用语（注：如《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汉文帝下诏议废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陈平、周勃回奏：“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可见，“谨奉诏”才是臣子对皇帝旨意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合乎规范的君臣伦理。臣子“不奉诏书”、“奉诏不谨”、“奉诏不敬”，则是相关政令、乃至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在汉代的历史记载中，类似材料可以说不胜枚举。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规定其执掌为“以六条问事”，其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而设，而第二条就是整肃吏治的首要规定：“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显然，郡守一级地方大员“不奉诏书”是监察制度的重点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员，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注：西汉后期，翟方进弹劾政敌司隶校尉陈庆“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结果是陈庆“坐免官”。（《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列传》）另外，辅政大臣王凤指令他人劾奏潜在的政敌冯野王“奉诏不敬”，虽然期间有人为冯野王出面求情，冯野王还是难免被罢官的厄运。（《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列传附子野王传》）东汉末年，名臣钟繇在自劾文书中列举自己的失职之罪，就有“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之说。（《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汉律对“奉诏不谨”有惩治的规定，还有其他文献可证，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有“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之说，从其上下文判断，此处所谓的“旧典”，就是指汉家法典。）汉武帝时期，还有如此规定：“不奉诏，当以不敬论。”（《汉书》卷六，《武帝纪》）事涉“不敬”之罪，就可能被逮捕下狱。甚至朝廷出动大军征讨半割据的边境大藩，也可以借“不奉诏”的罪名而行事。（注：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武帝出兵征讨闽越，就有如此表述：“越人名为藩臣……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列传》））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还曾经借解释“公羊学”的原理而对惩治“不奉诏”的合理性加以阐述，有“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春秋繁露》卷十五，《顺命》）之说。
    可以说，在汉代，不论是国家的政令，还是法律条文以及政治理论，“不奉诏”都构成了犯罪。但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往往存在着与规定、理论相悖却可以获得“合理化”生存空间的情形。汉代的“不奉诏”也是如此。本文将致力于条述其不同类型，并借以探索其背后的社会内涵。

    　　　　一、“军中权宜”型

    临敌决战，往往有战机稍纵即逝、胜负决于须臾的时刻，由军中将帅独立地作出判断，对于争取胜算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极不便利的古代，如果君主对前敌指挥干预过多（即所谓“兵自上御”、“兵自内御”），往往会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全军失利。因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兵家受命统兵时所坚持的前提要求（注：孙子对吴王阖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将阖庐的两位宠妃斩杀以立军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也是专制君主不得不“割爱”放权而必须接受的特殊原则。请看汉代名臣冯唐对汉文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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