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拒绝任命与赐予”型

    皇帝任命某位臣子出任某一官职，通常情况之下必须应命赴任，即便是对新任命有所不满，也不能有所表露。反之，即便是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愿意就职的想法，也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例如，汉宣帝认定时任少府的萧望之“材任宰相”，为了考查其政事能力，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根据一般惯例，认为从少府出为左冯翊属于贬职“左迁”，推测自己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立即移书称病。汉宣帝得知，猜透了萧望之的心事，派人前来解释本意，萧望之这才放心地就职视事。（《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列传》）这个事例说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臣子是不能拒绝皇帝所任命的新职务的。
    如果有臣子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新职，那么，在行为的定性上，就属于“不奉诏”了。汉武帝时期的耿直大臣汲黯，就是此类不多见的代表性人物。
    在创立五铢钱之初，民间的“盗铸”现象严重，其中尤以楚地为甚。汉武帝以为淮阳是楚地的要害之处，必得名臣就职才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不料，汲黯并不了解武帝的用意，也以为由朝臣改任地方官是外放受贬，所以出现了汲黯抗命的一幕：“（汲）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在殿上，君臣二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武帝宽慰汲黯：“君薄淮阳邪？……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汉书》卷五十，《汲黯列传》）汲黯这才到淮阳郡赴任。两汉时期，以隐士身份而抗命于皇帝征召的名士不在少数，但是身入仕途之后，敢于抵制皇帝任命者，确实不多。汲黯此举，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留恋中央官职，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改变大臣的职务时，皇帝也应该对臣子的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按照常规，皇帝赏赐臣子礼物，不论价值高低，均是表示欣赏、信任、宠幸，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被赐予者是要感恩戴德的。偏偏汉代就有面拒皇帝赏赐的大臣，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奉诏”行为。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卫绾，以谨慎守礼而得到皇帝的信任。文帝决定赏赐他宝剑。不料，质朴的卫绾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汉书》卷四十六，《卫绾列传》）此举使得汉文帝十分意外。
    此类的“不奉诏”，主要表现出当事人的谦逊自守、处事有度，在意外降临的“皇恩”面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它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引人注目，但在政治运作方面却不具备太多的意义，故存而不论。

    自战国以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惟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损害？明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时，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
    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
    汉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之称。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十二，《周昌列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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