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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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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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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请毋顾虑。吾等不能因暴俄之种种压迫而改变初衷。……设不幸而出于战，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尽量供给我东北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力反此强俄。希望东北诸将领，仍努力坚持，不必因苏俄之威吓而稍变。”（注：转引自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同日，蒋在中央军校讲演，又重申要“誓达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30页。）。
见对蒋之劝说无效，20日，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向蒋介石建议，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对俄问题，我公曾建议中央以外交手腕解决为上，洞见症结，至深钦佩。嗣以中枢所采步骤稍有不同，遂至迁延至今，交涉几至绝望。……我公望隆党国，厚爱学良，……敬乞贯彻初衷，代向中央建议，力谋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注：阎档，13/2088，第2160—63页。）
同日，何成濬也致电蒋介石，报告边境现状，建议速谋外交解决：“到东以后，关于对俄问题，曾照钧座先后两电所授意旨，与汉卿详谈，汉卿态度颇镇静，确能遵照中央不屈不挠之办法进行一切，……惟除汉卿以外之重要人物，对外交当局之办法多怀疑，并极不愿有军事行动。西北之边防毫无准备，加之国内变态纷呈，未必能真正一致对外，一旦有事，不无顾虑。百公对俄力主慎重，良有所见，至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即苏联能勉强相从，日本以南满铁道及其在东一切关系，决不任我独有，……久延不决，日人必多方唆使，企图扩大，终属与我有害无利。……为今后计，似仍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事关切要，伏乞鉴察，并饬外交当局妥为办理为幸。”（注：阎档，13/2088，第2164—66页。）应当说，何电对时局的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包括对日本将伺机以乘的忧虑，也不幸而言中。可惜南京中央迟迟未加采纳。
21日，张学良再电阎锡山，请其向南京说项，并明确表示了对外交部做法的怀疑，认为苏方的条件并非不能接受：“查我国对外宣言，中央地方一致以协定为根据。俄派正副局长为其协定上固有之权，所争者只在开议时之先后而已。致中俄宣言所云，亦抱定协议以立言，虽尚有应加考虑者，然相差似并不太甚，乃忽抛去协定，进一步作收回主权之讨论，理想愈远，双方之主张自必相差愈甚。如此办法，直将使东路问题永不解决而已。我公巧电，力主以外交手腕解决，至深钦佩。不意外部去题愈远，乃适相左也。良已电达介公，痛陈迁延之祸。希望仍本宣言之旨，期于速决。惟恐以境地关系，或疑地方之故异中央。学良非有所畏惧，实为党国之计，恐大局别生枝节。……伏恳我公电达国府，主持正论，庶几重于九鼎，止息纷歧。”（注：阎档，13/2088，第2168—69页。）
阎锡山于21日复电张学良，同意再向中央提出和平建议。（注：阎档，13/2088，第2159—60页。）22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提出“我意国内尚未十分统一，各方顾虑甚多，引起国际战争，诚恐枝节横生，交涉上即稍微让步，亦无不可”（注：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5。）。
8月26日，何成濬又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借对外长王正廷的批评婉转地表达了对南京中央外交决策的怀疑：“默察东北各界人士对主座(指蒋介石)极信仰，绝无异议，惟对儒堂之外交政策则完全不谅解，并暴露极不信仰之意。儒堂每来电，无论是否，即以徒唱高调四字视之，……弟意此事先决问题应在迅速设法将中央地方之意见打成一片，至于中央外交方针，似应即由主座提出范围交部执行。正局长易人，副局长权限扩大，俄允遵照以前协定不宣传赤化，即可勉强告一段落。至其他希望，以理言之，当然不能轻于放弃，以势言之，实觉断难如愿。……祈公熟筹之并祈转呈主座转告儒堂兄早自外交方面转圜为盼。”（注：阎档，13/2088，第2189—91页。）
对在北方举足轻重的张(东北)、阎(西北)、何(北平)等人的意见，蒋不能不有所敷衍。恰在此时，柏林传来消息，如中方允苏联先派局长，苏方同意与中方会商赎回中东路办法。按照蒋的如意算盘，如中东路由中方谈判赎回，则允苏派局长已无实际意义，利在中方。因此，蒋在给上述几人的电报中，就势给予安抚，并借敲打王正廷的机会，对外交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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