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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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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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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提出调整，除此前一再主张的地方应与中央保持一致之外，特别强调了重大事务要提交外交组讨论，最后由他核准，将决策权更进一步集中于他本人。8月25日在复何成濬的电中说：“军事准备仍须积极布置，对外更不可消极示人以弱。儒堂主张不免高调，但以后应付俄事均由中正负责，可勿念。”8月26日，蒋致电阎锡山：“对俄外交渐有转机。前之示强者，以示弱无益而彼且置之不理，今彼既向德政府请求转圜，故不能不略示宽大。昨得彼复电，既允开议，且愿商赎回东路办法，则我方亦允其根据协定调换局长，以全其体面，未识尊意以为何如？”“从前外交由儒堂一人主持，故多不接头，今决移由政治会议外交组合议，而弟亦负责参加，当不致贻误。但对外全在内部一致，而地方与中央尤须团结，如此必操胜算。”（注：《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6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5。）同日，蒋电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最好提议以后对外皆应由外交组决定方针，而中正完全负责。请商之展公。”并致电王正廷：“以后凡关于重要问题须交由外交组共同商讨，再交中正核准后施行，俾得多事商榷以免疏漏也。”（注：以上数电，《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抄件影印本，卷6，第323—325页)将之列为7月25、26日的内容，但据蒋档“革命文献”(原件扫描)及阎档，应为8月25、26日所发，而且，从电文内容看，中方同意派新局长、苏方愿谈判赎回中东路问题，均是8月20日之后的事，7月26日前后的电报，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内容；致何成濬电还说要其留在沈阳，不必急归，而派何成浚去沈阳是8月13日以后之事，8月19日才到(见蒋档“革命文献”8月13日蒋致张学良电报及阎档“中东路事件”8月20日张学良致阎电)。）
虽然柏林交涉似有进展，但蒋坚持东北军事仍丝毫不能放松：“此间已设法与俄转圜，不久当能发表，惟东省态度须格外强硬，增兵吉黑亦须实行，则交涉必易办理也。”（注：《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8月2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第435页。）8月22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讨论对苏方针，参加者有胡汉民、王正廷、孙科等，作出的决定是“援助”张学良军费200万元，必要时再补充实力，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郭同赴东北传达中央意旨。郭在见蒋之后启程，29日到沈阳，30日见张，转达蒋之意旨为：对俄问题，中央与地方意见均须一致，此次奉令代表外交部接洽外交，军事由何成濬代表负责，协助张学良办理。所有对苏军事，悉由张学良指挥。意即张所应做的，就是指挥好对苏军事，其余让步、交涉、速决等等，就是中央政府的事了。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好又打起精神，表示对苏外交悉遵中央意旨办理，并于8月30日电令张作相，转饬蔡运升立即停止以私人资格与苏联的一切接洽，静候中央交涉。（注：《张学良年谱》，第389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1039页。）
实际上，南京中央对张学良、阎锡山、何成濬等人的意见并未加以考虑，在外交上并无对苏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的打算，所谓交涉，就是想让苏联接受事件后的现状，甚至更进一步，要谈判赎回中东路，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之故，东北方面谋求和平速决的第二轮努力又告搁浅。
中苏双方在德国的交涉不了了之。自5月份中苏间纠纷发生之后，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即开始卷入对苏交涉事务。因中苏都有邦交的德国此时在国际上较为低调，又受中苏双方的委托照顾断交后在对方的侨民及财产，遂成为双方均能接受的居中斡旋的角色。这样，在中苏之间正常的外交渠道中断、国民政府又不让东北地方当局参与外交事务之后，中国驻德使馆及公使蒋作宾成为国民政府与苏交涉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国民政府一直不肯真正接受苏方最起码的谈判条件，一拖再拖，加之国内变乱频生，中方代表在接触、谈判之中常常处于无可奈何的劣势，这一渠道最终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徒然留下一堆怨愤。
7月20日，苏驻德大使即托人向蒋作宾表示，“甚愿直接与中国谈判，请各电本国政府征同意。”蒋作宾将此报告外交部后，南京方面竟于24日将此电报公开发表，弄得苏、中驻德使馆又只好登报否认。（注：《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3—75页。）其后，双方虽仍有接触，但一直至8月中旬，中苏在东北边境的交涉完全中断之前，这一渠道一直处于次要的、配合的位置，而在8月中旬之后，在德国的交涉地位上升，并一度似乎还有成功的可能。
8月17日，德国外交部转告蒋作宾：俄大使已接训令，“对于另任局长及由中俄宣言东路局面应照中俄协定改正之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这与中国的主张相差太远，因而双方缺乏直接交涉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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