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　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　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　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　)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　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　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　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　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　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　：“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　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　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　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　，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