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　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　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　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　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　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　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　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　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　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　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　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　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　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　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　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　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　，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　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　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　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　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　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　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　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　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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