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　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　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　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　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　、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　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　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　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　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　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　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　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　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　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　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　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　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　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　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　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　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　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　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　，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　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　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　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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