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　，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　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　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　《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　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　“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　《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　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　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　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　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　》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　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　》，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　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　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　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　，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　，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　，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　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　，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　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　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　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　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　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