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　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　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　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　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　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　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　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　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　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　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　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　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　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　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　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　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　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　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　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　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　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　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　、“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　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　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　，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　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　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　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　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　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　《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　、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　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　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　。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　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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