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从18世纪中期英国人波格尔首次入藏开始，到20世纪前期，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通过最先的垂涎觊觎到最后两次直接出兵，对西藏震动很大。在1888年英国第一次发动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对于这次事件是有记忆的。在1903至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已经亲政，对于英军的暴行更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英军快打到拉萨时，率众出走。虽然后来他有亲英的倾向，但始终没有完全投靠英国，而是保持警惕和对英国人的不即不离的关系。英国人凭借极少的人数打败了藏军，这使十三世达赖首次认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他后来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其发端即为这两次事件。

　　第二，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50至60年间，除英国的侵略外，西藏还遭受到数次来自境外的侵略，同样是触动十三世达赖进行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性因素。

　　在1834年，原本属于西藏的阿里三围之一的拉达克遭受到查谟（Jammu）的道格拉族的进攻，这次战争的背后指使者是克什米尔的马哈热哲、古拉伯·辛格（Maharaja gulab singh）和英国人，战争结果是拉达克为亲英的古拉伯·辛格所控制。1841年，辛格支持道格拉王宗拉沃·辛格派兵侵犯西藏西部，森巴战争 （西藏称道格拉人称森巴）爆发②。当时在驻藏大臣的支持下，西藏僧俗民众共同抗敌，最终打败了入侵之敌。但当时由于清王朝腐败，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官员也缺乏远见和国土意识，无视拉达克人民准备利用这次战争将道格拉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的大好时机，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结果西藏与道格拉双方停战和谈时，完全忽略了拉达克的归属问题，更没有考虑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及英国人对此地的兴趣，最后，拉达克渐渐脱离与西藏的传统关系，并被英国所控制。

　　1855年，在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的当年，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先后占据了吉隆、聂拉木、宗喀等地③（P846—847）。清廷虽然表示不容廓尔喀嚣张，但因被太平天国战事拖累，无法调拨兵员，加上十一世达赖喇嘛此时病重，最后在驻藏大臣赫特贺主持下，西藏地方与尼泊尔议和，被迫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使藏族人民备感屈辱。

　　以上两次战争虽然都不是发生在十三世达赖时期，但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十三世达赖亲政时期。尤其是西藏与尼泊尔的十项条约中规定每年西藏地方政府要向尼泊尔交纳一万尼币，给西藏财政造成负担，另一规定则使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还在西藏拥有类似西方在中国所具有的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尼在西藏的这两项特权一直延续到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第三，复杂的政治局势是促使十三世达赖立意改革的前提和直接动因。

　　从1895年开始， 岁的十三世达赖上台亲政，在他执政的时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对西藏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更无暇顾及西藏；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国的威胁和俄国的利诱之中，使年轻的十三世达赖深感政治的险恶；再一方面，西藏内部的局势更为复杂，在他之前的几位达赖都是英年早逝，这其中不排除政治上的权力争斗。十三世达赖刚亲政时也遭受到“第穆事件”的困扰④（P44—45），这一事件对他的一生都影响很大。几乎与第穆事件发生的同时，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又遇到十分棘手的事情，即瞻对之争。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议，认为英国人与俄国人交窥藏地，蓄意已久，提出西藏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加上当地民众对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十分抵制，要求把瞻对重新划归四川，并对川地藏区进行改土归流，此事引起西藏地方与四川总督的争执。西藏方面还对历来由驻藏大臣管理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提出重划方案，要求归入西藏管辖。这种内部争执暴露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已具有对清廷不满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十三世达赖足以产生相当的影响。1904年康区再度爆发地方争执事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进行改土归流被藏区人民误传为其欲借洋人天主教会之力灭绝佛教，引起众怒，他本人被当地头人杀害，由此四川提督马维麒进康区“剿办”，1906年赵尔丰又率领军队“平乱”，并进行川藏交界一带地区的改土归流。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方面来看，赵尔丰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解决瞻对一带藏区受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的苛刻管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较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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