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展西藏传统经济产业十三世达赖也较为重视，从 1913年起，由达赖签署每年的政府新年文告都有鼓励民众开荒植树的内容，予以免征差税、土地权、果树产权归开垦者的官方承诺。对传统的羊毛出口贸易藏政府也加强管理力度，任邦达仓为藏政府商贸官，统一收购，统一批售。茶叶是藏族生活必需品，为解决茶叶供应问题，从 1913年起在恰曲绒等地试种茶树，但最后失败。在茶叶贸易上，西藏仍然要依赖内地供应。

　　在教育方面，十三世达赖于1912年允许英国人在亚东商代处开设私人学校，招收藏族学生。1916年，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创办门孜康（藏医历算学校），招收贵族学生传授传统五明之学。1924年，批准英国卢（E.Ludlow）在江孜开办英文学校，招收几十名藏族贵族子弟入学。但该学校在 1926年被关闭。

　　在十三世达赖改革的整个历程中，有的改革方案得到贯彻和实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不少方案从一开始就遭受挫折，最终失败。分析其中因素，可发现由于改革的参与者的意识、态度、立场、能力、身份以及参与者人数的社会性比值各不相同，最后造成改革的不同结果，进而从总体上决定了这场改革的命运或趋向。

　　在改革参与角色中，十三世达赖作为改革的第一号人物，在长达20年的改革中，他的改革思路包括其中所反映出的政治态度应有三个时期的变化，前期（大约从1913年到1920年）达赖的改革思想主要是通过加强西藏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改变西藏落后、被动挨打的状况。他对1841年以来的西藏历史状况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认为西藏之所以被外人欺侮是因为自身软弱，同时周围国家强大，形成“大鱼吃小鱼”（原话为大虫吃小虫）的局面⑦。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改革。由于对清朝中央政府极为失望，十三世达赖在外人挑拨引诱之下产生分离思想和让西藏完全自治的意向。进入 20年代后，他的改革发生变化，进入中期阶段（1920年到1925 年），由于他原所信任的人这时对他的权力产生威胁，因此他这一时期改革的基点是排除异己、 加强个人权力。

　　十三世达赖之所以要排除异己，是因为从他进行改革的开始他就遇到几方面的反对。首先是在西藏地方政府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1912底达赖返藏后，召开宗本以上官员参加的会议，征求官员们对西藏今后政治命运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大多数官员表示对满清政府的治藏政策不满，并没有分而自治之考虑③（ P922）。但随后发生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事件改变了官员们的态度，这使1913年的政府文告能够顺利出台。在以后的改革中，政治性事件时有发生。 其次是班禅喇嘛的不合作。 九世班禅一直反对达赖借助英俄的力量搞分离，始终对达赖采取不合作态度。在达赖改革时，也不予以支持。第三是寺院方面的反对。据一位西方的研究者描述，西藏的现代化的改革“由于几个寺院反对现代化的政策，这甚至会有全面的反叛”，因为 “对寺院而言，政府官员所解释的对军队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扩充不仅威胁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也威胁了西藏政治中的寺院的宗教统治部分，他们发现这是个直接的挑战。大多数寺院都持这种看法。”［6］（73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件中的角色参与取决于社会互动关系中所体现的利益取向及利益分配。利益取向的判断一致是事件的关键环节，因为一个事件的人员角色中既有积极的参与者，也有被动的卷入者；既有主要角色，也有胁从者，这些人在进入事件当中对事件的领会程度也大不一样，有人清醒，有人自始至终都是糊里糊涂的，不过，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当事人的判断与其社会环境、地位、个人教养（受教养程度）、身份相关。社会学家往往将利益判断一致的人划为一个群体。这样，事件中的个人角色也就具有了社会性。在西藏的这场政治改革中，显然，参与的角色较为复杂，改革的倡导者十三世达赖与其支持者通过其原有的威信和巩固权力的手段获得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实力：新的藏军。但他们被许多历史学家界定为少数派。他们相对于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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