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派别和利益集团在改革开始的十年中彼此的力量尚处相对平衡状况，但进入20年代以后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各派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几年之间发生连串的政治事件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些政治事件大致情况如下表所列：

　　以上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显示了在20年代西藏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达赖改革措施的积极而坚定的拥护者藏军军官们涉及上述事件中的两个，他们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变得使达赖都难以控制，最后甚至威胁到达赖本人，结局可以料想，正如戈尔斯坦所说，“军官们被解职导致军警的衰落”，“并且助长和促进了达赖喇嘛的独裁统治，增强了他对少数亲信宠臣的依赖”④（P139）。

　　在达赖的后期（1925 年到1933年），其改革思路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英国人在达赖的眼中已经不大可靠；另一方面，他这时意识到西藏与内地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尤其是政治及经济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达赖即派出以贡觉仲尼为首的代表团到南京联系。对西藏内部，十三世达赖继续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为避免新的利益冲突，这时期的改革主要靠少数亲信来完成。但是，他的改革对立面现在依然强大，虽然没有公开的矛盾冲突，暗藏的激烈角逐仍然在继续着。1931年，达赖的私人随从土登贡培组建了仲札代本团，并负责札齐电机厂，土登办事机敏果敢，但也过于自信和独断，因此得罪了不少中小贵族。从1930起，达赖亲自对黄教加以整顿，从僧人戒律到寺院收支全面进行，也引起僧官和上层僧人的恐慌。对立情况由此而加剧。

　　1930年以后，西藏各方政治实力集团的对立状况大致是：

　　1、达赖与土登贡培为主的实权派。

　　2、孜本龙厦为主的亲汉派（包括三大寺部分僧人）。

　　3、赤门噶伦为主的保守派。

　　达赖在世时，实权派站绝对的上风，但1933年底达赖患病不治，很快去世，西藏政局马上发生急剧变化，实权人物土登贡培在与龙厦的权力之争中败北而被流放。在这之后，龙厦与赤门的权力之争也进行的十分激烈，其中还伴随着龙厦倡导的一次西藏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性民主化改革，这个改革还被历史学家称为“求幸福者同盟运动”，龙厦的改革自然遭到比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更激烈的抵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③P934—935

　　按社会各个层面的角色互动关系来分析，十三世达赖进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直接参与的角色无疑都是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西藏上层人物。就人数众多的农牧民与普通民众而言，改革对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身处改革的边缘，受其身份及教育、环境等等条件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主动参与改革，不过拉萨的普通民众对上层的政治动向倒始终加以冷静的观察，当时街头流行的政治童谣即为民众的意念的表达（这里也不排除一些政治家借童谣制造舆论）。［7］这些童谣反映出改革对民众的利益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因此民众只对具体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主要人物感兴趣，并根据其言行加以幽默式的挖苦或赞赏。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说，十三世达赖的改革虽然波及面较大，但对于社会学中所说的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有不同的作用。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创建的词汇，主要用于研究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群体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民众作为外局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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