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了社会次序，对英国准备从察隅渗透的阴谋也起到扼制的作用。但在当时，西藏方面则认为赵尔丰损害了嘎厦的利益，对其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在清朝政府方面，其对于1904年十三世达赖出走蒙古之事处理欠妥，以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封号作为惩罚，此事又引出1905年西藏嘎厦及三大寺僧俗官员集体向清政府请愿，要求皇帝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随后清政府召见十三世达赖时，又有大民族主义的态度，让十三世达赖先在青海待了整整一年才准其入京，这极大地伤害了十三世达赖及其领导班子的自尊。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十三世达赖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发生改变，从对抗渐渐转为利用。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派出使者访问英、法、美、德、俄等国的公使馆，各国使馆人员也借机回访十三世达赖。十三世达赖的这种姿态表明这位年轻的西藏地方政府首领开始改变过去西藏官员过于封闭的状况，他本人在与外国人员的接触中对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为其后来发动改革埋下了伏笔。④（P911）
第四，1906年——0910年，张荫棠到西藏“查办藏事”及联豫“新政”对十三世达赖也有相当的影响。
张荫棠是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官员，1906年向中央提出治藏新政被采纳，当年以副都统身份进藏，调查驻藏大臣及部分藏官在抗英战争时的恶劣表现，上报后清中央发文加以惩处。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快获得藏族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他随即在西藏推行其治理政策，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交通、工商、学务、农务、巡警等机构，任命两位噶伦总体负责，据有关材料揭示，由于农务、盐茶等局给西藏财政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而一直延续到1959年为止③（P911）。1907年，张荫棠调离西藏，接替其“查办藏事”的是驻藏大臣联豫，联豫不仅沿袭张荫棠的治藏措施，而且还有新的举措，如创办藏文、汉文报纸，设译书局，开办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蒙养院（启蒙小学），等等，在当时也产生影响。不过，张荫棠和联豫在推行“新政”时，有大民族主义意识，试图以汉族的孔孟之道教化藏族群众，忽视藏族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其改良藏俗的做法是很难被藏族群众所接受的，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失败。
第五，1910年达赖出走印度，在印度的见闻成为其日后改革的先决条件。
联豫在推行新政时，还有一个脱离实际的动机，即试图在达赖不在西藏时，收回达赖的世俗权力（即政治权力），为此，清中央应联豫之请求委派赵尔丰遣川军入藏，此举引起十三世达赖不满与恐惧，他在1909年12月回西藏的路上分别给清中央和“大不列颠及欧洲各国公使”写信，表达他的不满猜疑，在给欧洲各国公使的信中甚至有请求各国对中国进行外交干预的言辞，过去对朝廷恭敬尊崇的态度已然发生转变④（P53—54）。到拉萨不久，与联豫的关系已近水火不容，川军在进藏的路上也受到藏军的武装抵抗，进拉萨城时，又有枪击事件发生，十三世达赖感觉受到生命威胁，于1910年2月率众出走印度。从一些史料看，他一到印度即被英国人拉拢诱惑，产生分离思想。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大吉岭居住期间，与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关系密切，据称他从贝尔那里“学会了许多现代斗争知识”，（包括非法单独行使了与印度、锡金、不 丹的外交关系权利），“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懂得了只有掌握政权和军队才能有效地统治一个庞大国家的道理。在印度流亡的 3年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开阔了视野，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④ P56在印度期间，十三世达赖先后到加尔格达、兰蓖尼（Lumbi—ni）、菩提枷耶（Bodhgaya）、瑟那铊（Sarnath）、库什那伽（Kushinager）等佛教圣地朝拜及访问，在加尔格达，十三世达赖还与英印政府总督曼脱勋爵（Lord Manto）会晤，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以帮助，但曼脱很委婉地做出回答［5］（P78—79），当时英印政府还不敢公然宣称支持西藏⑤（P305—312）。不过，对于英国政府，十三世达赖倒也始终保持警戒之心，并不是完全投靠外人。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西藏的清军也发生哗变，分成对立两派，一方站在藏政府一边，一方站在川军将领钟颖一边，双方互相攻击，最后钟颖方面因粮食弹药不足，交械投降，由西藏地方政府发路费回内地。1912年，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受到僧俗民众的隆重欢迎，此后，十三世达赖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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