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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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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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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织造与新疆的官方民族贸易的具体规模、作用、影响，亦颇值得一读。对清代市场结构的探讨，本年度发表的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6期)、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4期)等文，均各具特色。方文着重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作者认为，清代前期的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清前期，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依其本身，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市镇，主要是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职能。第二种是商品集散市场。第三种是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是最发达的农村市镇，它除生产资料市场外，还出现了雇工市场和资金市场，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系列和生产资料的市场系列。林文认为，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管理建制的变化正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不但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文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市镇内部开始萌芽和滋长。但就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总体而论，其内部的商品生产意义仍逊于商品流通意义。
地区经济史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跃。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4期)一文提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天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天津城市的发展，既没有按照中国古代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也没有走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而是走着一条既有中国古代中心城市某些特点，又带有西方城市某些色彩的特殊道路。郭蕴静认为，清代天津最初的发展并非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据点，进而发展成为堡垒城镇。自康熙朝始，天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由堡垒城市向商业城市的演变。与其它沿海城市相比。天津城市和商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依然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天津社会科学》4期)。肖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3期)认为，清前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手工工场，瓷业年产大量增加，市场进一步拓展；镇市人口、规模也较快增长与扩大。遂与佛山、汉口、朱仙关列为全国四大镇。刘文智《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天津社会科学》3期)认为，晋商经营的商业是贩运性质的，他们与封建官府联系密切。其商业资本的归宿，一是放债和高利贷，二是票号业的出现，三是资财的大量贮存和支付奢侈性生活消费。在台湾经济史上，合股经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郑振满在《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台湾研究集刊》3期)文中指出，清代台湾草莱初辟，必须有效地组织各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才能顺利地进行规模空前而又富有冒险性的开发事业。这是清代台湾盛行合股经营的内在原因，也是合股经营在台湾历史上的主要作用。此外，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期)一文，亦对佛山的商业资本作了初步探讨。
对清代的海运史、对外贸易史研究，近年来有所加强。冯超、张义丰《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安徽大学学报》3期)认为，从元明清三代河漕与海运的盛衰变化过程来看，海运自元代创始，经明王朝而至清中叶，由兴盛而衰退，于清晚期又重新复苏。河漕则由元代沟通，形成南北大运河之后，经明到清中叶，由低潮走向高潮，清晚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海运畅行，河漕废序，延至今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主要在粤海关控制下，由十三行商人具体经营。章深《十三行与清代海外贸易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指出，清代由十三行经营的外贸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营外贸中政治色彩最淡薄，官营程度最低，商品经济程度最高的外贸，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官营海外贸易的最高峰。郦永庆、宿丰林《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三次闭关辨析》(《历史档案》3期)认为，乾隆年间，恰克图曾三次闭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对华领土的图谋，稳定了边境局势，而且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两国的平等贸易。但它也体现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限制了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
二、政治史研究。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涉及清入关前史，政治制度、皇权斗争和秘密会社等问题。
清入关前史。杨旸《清入关前史的历史地位》(《黑河学刊》1期)提出，清入关前史在抵制沙俄入侵，完成明清东北疆土交替方面，均做出了贡献。而第三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基本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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