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1987年清史研究概况 |
 |
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
|
|
由买卖，明清两代进一步发展。在交易形态上，由最初的一次性断卖，逐渐出现所谓加、添、增、找、交等多次、反复的交易手续形式；更由于租佃关系方面田皮、田骨的出现，亦表明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耕作权的分离，反映在土地买卖上，就相应地有大、小买田交易、以及交业、过割等方面的区别的产生。他还对徽州民田买卖中的断卖、加价诸形态进行了考察。对清代的土地占有形态，究竟是趋于集中，还是趋于分散？论者往往各持一端，颇多歧异。关雨辰通过清人李调元《卖田说》的记述认为，清代的土地占有，即有集中的趋势，又有分散的趋势，由于两者相反相成，并行不悖，构成了周流不息的地权运动过程。但由于清代社会条件助长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因而总体上显示了土地集中的趋势。(《从<卖田说>看清代的土地集中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清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土地肥瘠的不同，在田亩的实际计量中，曾出现繁杂纷纭的现象。对此，近年来学者已有不少论述。陈锋《清代亩额初探》(《武汉大学学报》5期)一文认为，明清两代的地亩计量，均有大地、小地之别。实行折亩，不在于将小地折成大地，或将大地折成小地，以期使田亩计量划一。它的直接动因在于赋税的繁杂，折亩是为了赋税的划一，将计量亩折成纳税亩。但清初亦有重复折亩及荒芜土地进行折亩起科的现象。通观明清两代的亩额，基本上没多大变化。
在财政贸易史和商业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沦文所沧述的问题，其广度与深度较之往年亦有新的拓展。其中，对清初的赋税蠲免，陈支平提出新论，他将清初赋税“原额”、“实征”的情况与明末进行对比，认为清初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轻徭薄赋”，清初的“赋税蠲免”有名无实，不可能对清代社会经济的繁荣起重要作用。(《清初赋税蠲免新论》，《厦门大学学报》增刊)。清代的高利贷资本活动十分活跃，以往论述不多。王虹《试论清代前期的高利贷资本》(《云南教育学院学报》历史专辑)一文，根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代高利贷资本活跃的原因、高利贷的特点和作用。清代，在盛京地区，清政府运用“生息银两”以牟利，普遍采用开办钱、布、当、杂货、佐衣等官店的形式。韦庆远则对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制度与官店兴衰的情况进行了剖析。(《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生息银两”制和官店》，《社会科学辑刊》4期)。对清代的粮价，国外学者研究较多，国内学者近年来亦渐有成果。而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4期)一文，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这一制度的始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指出，清代各地官员向皇帝奏报本地区市场粮食价格，始于康熙朝，确立于乾隆朝，直至清亡。这一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协调作用。
清代榷关税课是清代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支柱。何本方《乾隆年闯椎关的免税措施》(同上)一文，论述了免税的原因，措施、作用和影响，并充分肯定了此举有益于民生民食与商业的发展。此外，崔宪涛《清代中期粮食价格发展趋势之分析》(《史学月刊》第6期)一文，则提出。嘉庆以后，清代粮食贸易开始逆转，主要表现是国内粮食市场的萎缩和原有市场结构的变动。反映在粮食价格构成上是粮价地区差趋于接近和粮价持续性增长。在清代商业史的研究中，本年度不少学者对商业政策、市场结构、地区性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郭蕴静《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史学月刊》1期)一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有清一代推行的“恤商”，“扶商”政策，如减轻商税等。并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如由此导致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对原有生产方式所起的分解作用等，进行了估评。何本方《清代商税制发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期)一文，对清代商税制度的缘起和发展作了慨述。黄鉴晖在《文献》第一期上撰文，从具体分析徽州谢氏收藏康熙年间会票入手，并提出清初商用会票，是由于商品交换直接引起的商人之间款项的拨兑，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清初商用会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在西北地区活跃着许多内地商贾，他们以乡土地域关系为中心而结成各种商帮，如晋帮、津帮、湘帮、陕帮、蜀帮、豫帮、鄂帮等。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 (《兰州学刊》2期)一文，对这些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等进行了论述。地区性贸易史是清代商业史中的重要课题。林永匡与王熹的《清代山西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山西大学学报》1期)一文，根据有关文献和珍贵的档案资料，对这种贸易的特点、规模和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另有《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清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