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提出漕糧正米3萬石和隨同商船耗米2400石，全部撥歸招商局。除此之外，本年江蘇還有代爲採買的糧食75000石和經剝等耗7556石25升，需要海運，均交由招商局承運，兩者合計114956石25升[41]。這個數位和上年招商局承運米數基本持平。由此可見，輪、沙雙方都做了讓步。本年江蘇漕糧海運的出運情況如下表：
放洋日期
類別
船數
正耗米
沙耗
附注
正月十九
頭批
210
336922
283930
本年有採買及正米114956石，歸輪船招商局承運。
二月初八
二批
100
146015
11681
三月初七
三批
51
69290
5543
合計
361
582227
301154
資料來源：《軍機處錄副奏摺》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摺》，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江蘇巡撫張樹聲折。
浙江的海運情況也大致類似。此年浙江共起運漕糧正耗米35萬余石，其中輪船承運10萬石[42]，比例基本不變。聯繫到木帆船的過剩，顯然不能認爲，此時沙船等船隻已經無法承擔漕糧海運的任務。
招商局收購旗昌後，經濟頓覺緊張。光緒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陳蘭彬奏稱：招商局成立以來，辦有成效，三年使中國少流出銀兩1300余萬，現在旗昌要出售給招商局，實中外大局之關鍵。爲對招商局加以鼓勵和扶植，他請求加撥江浙漕米[43]，清廷表示同意[44]。次年因商股有限，招商局進行改革，重新擬定章程，特意指出，有人稱輪船運漕系奪沙船之利，不知從前河漕時，沙船並不運漕，獲利仍厚；近來市面清淡，即使江浙漕米全歸沙船，亦難補救。沙船運漕本系意外之事，“非若招商局船以運漕爲命脈”[45]。李鴻章則稱，儘管朝廷多次要求江浙各省多撥漕糧，核計近年情況，浙省漕糧分撥商輪裝運尚及四、五成，蘇省漕數分撥不及二成。究其原因，“在疆臣公忠體國，本無成見，而承辦漕務人員，往往自便私圖，不肯加撥”。他要求自四年起，海運漕米必須四、五成輪運，“不准再有短少”。而江西、湖北等省採辦的漕糧，則多多益善[46]。這分明是招商局通過行政權力來強行侵佔沙船的運漕份額。
光緒四年江蘇共應交倉等米749924石零[47]。因爲這些年江蘇所撥招商局的漕糧數一直較少，清廷特諭江蘇：“著該督撫飭令糧道，嗣後務須分四五成撥給該局輪船運送，不得減少”[48]。在這種壓力下，江蘇只得決定：本屆撥給招商局漕糧299400余石，相較總額，“已在四成以上”[49]。浙江應起運米377000余石，擬撥招商局承運200500余石，核計仍在五成以上[50]。以後，這一分配比例得到長時間維持。
六年九月，上海沙船商船會館曾向蘇松太兵備道呈稿，重提李鴻章同治十一年的保證，即沙甯東衛各船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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