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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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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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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xvi]清代济宁亦出现了不少以商品命名的市街，如布市口街、纸店街、瓷器胡同、果子巷、姜店巷、枣店街等，还有以商品兼手工业命名的街道，如船厂街、打铜街、炉坊街、竹杆街、油篓街、打绳街、烧酒胡同、粉坊街、香铺胡同、曲坊街、皮坊街、褐褙街等[xvii]。每当漕运之时，“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蝟集”[xviii]。
淮安也是如此，因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淮安城，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士兵住在淮安城。每年秋夏之交，漕船到达淮安，一律要停泊在城西运河接受盘查，押漕官吏、船工水手纷纷上岸贸易，“牵挽往来，百货山列”[xix]，促进了淮安与南北各地的物资交流。当时淮安城西运河岸边，店铺、饮食摊贩常常排列数里。商业的繁荣也体现在街道名称上，如古东米巷、钉铁巷、粉章巷、竹巷、花巷、干鱼巷、羊肉巷，还有专门化的商品市场，如米市、柴市、兰市、驴市、猪市、海鲜市、鱼市、莲藕市、草市等[xx]。由于“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不仅本城居民居商者多，外籍商人也纷纷来此经营，“占籍牟利”[xxi]。另外，清初淮安就出现了商人子弟学校，并且规定府学名额中，商学额取6名，可见势力巨大。
二、海运对运河经济区的打击
运河城市商业的兴起，过分依赖运河和漕运，所以任何对运河或漕运的冲击，都会对它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并直接反映到经济发展上来，这也体现出商业城市的特点。
（1）直接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发生王伦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漕运重镇临清旧城，“绾毂南北水陆咽喉”[xxii]，军事厮杀切断了当地的商业交往，临清经济大受影响。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在天津受阻，洪秀全派援军克临清，又与清军在此激战，临清经济再受打击，正所谓“经王伦之劫而商业一衰，继经咸丰甲寅之变而商业再衰”[xxiii]。当然，对于临清商业打击最大也最沉重的，则是漕粮海运。清代后期尽管也偶行河运，但总体而言，漕船往来临清者已大为减少，商品交流日疏。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海运地位的确立，清廷再也没有花大力对运河进行过整治，致使运河河身日浅，河道渐涸，仅东昌、临清间有小舟来往，商业大受影响，因漕运而兴起的商行更是“倒闭无余”。[xxiv]清廷颁布漕粮改折诏后，运河通漕作用彻底消失，临清的航运能力完全恶化，“运河河淤涸而商业终衰”，与当初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目劫灰，元气不复”[xxv]。
临清对于运河的依赖，还可以从它的人口变动中看出来。据统计，乾隆年间到解放初期，临清城的人口由至少20万锐减到不足5万，临清也由直隶州重新降格为国民时期的县。同期山东其他非沿运河城市的人口，则基本保持了正常的3‰以上的增长率[xxvi]。这显然表明，临清繁荣时期的运输、交通、商业与农副业等，都因漕粮海运而极大衰落，导致人口非正常萎缩。由此可见，临清城市的发展对运河具有何等的依赖性。
临清邻近的地区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比如临清之北的武城县，同样处于运河干线上，“卫河漕转东南之粟，由县治径达直隶天津”。当其盛时，“舳橹千里相衔，商贾麇至”。漕运改制后，“商业顿衰，生计亦因而雕耗”[xxvii]。德州也是如此，盛极一时的饭店、旅馆，皆随漕运停止，全数关闭。德合号和德大号也因运河停载，立见衰落。对此，清人讲得很清楚：咸丰以后，漕运停而南舶不来，德州水陆商务大为削弱，“而生齿盛衰亦有密切关系”。
南北大运河停运后，淮安城市作为南北大运河转输中心的地位快速下降，“漕运改途，昔之巨商去而他适”。光绪年间，淮安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农副产口皆绕海道而行，商业流通大受影响。《淮安府志》记载，淮安自海运后，“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xxviii]。三十一年（1905年），清淮绅商修建的恩公路碑也对这种情况作了记载：“清淮扼南北水陆之冲，揽河漕盐关之要，夙称繁盛，莫之与京。”而自从漕艘停运，江海通轮，“舟车罕至，遂日即凋弊，而莫之或恤”[xxix]。
又如高邮，亦为淮南运河要冲，漕运繁忙之时，“帆樯南北，日夜灌输于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八”[xxx]，商业发展“亦颇极一时之盛”[xxxi]。甚至连高邮城外的运河两岸，也有大大小小的12个集市，以供漕船通过时提供服务。漕粮改行海运以后，往来船只减少，当地商业受到沉重打击。[xxxii]淮安府阜宁县也是如此，河运盛时，商业繁荣，“贫民不无溉润”，但随着海运兴起、河运不行，“商民重困，生计萧条”[xxxiii]。县城中最为有名的几个集镇，如东坎镇、大套集、八滩镇、丝网滨等地，生意皆“一落千丈”[xxxiv]。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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