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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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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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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货物，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商品贸易的发达，并成为天津城市手工业、商业、饮食业等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作为海运的终结地，天津与漕粮海运相关的建筑相当多。浙江粮道行馆和浙江海运公局均设于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江苏粮道行馆和江苏海运公局则设于城东南闸口。为方便在天津处理有关事宜，长期承担漕粮海运的众沙船主，还于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在小闸口西大街南石院，建立“江浙沙船公所”[xlv]。专门为海运而修的天后宫，在天津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天后宫地势宏敞，为津市适中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天津商会改修天后宫，然后仿照博览会成章，举办天津商业劝工会，“系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xlvi]。
与天津类似，晚清时期通州的发展也与漕运海运有密切关系。在通州，有大批为漕运服务的人员。通州城设有专管漕运、仓储和验收的官吏和兵士，总数在1000人以上，剥船户人数则更多。当地还有专门收售粮食的“麦子店”和“江米店”等。每当夏初漕粮抵坝之时，这里的漕粮搬运工约有四、五千人，“类多无业贫民，藉以糊口”[xlvii]，可见数量之大。
（3）“宁波帮”与海运
上海、天津都是大都市，处于通商口岸，经济基数甚大，使得漕粮海运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得还不是非常突出，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宁波城东、北、南三面环江，府城盘结于三江口中，“海船可以出入，此宁波所以易富也”[xlviii]。
宁波“南北号”是浙江沿海贸易商船的主力。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等处驻港的“南北号”商船约有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势力入侵，浙江宁波“南北号”疍船数量急剧减少，到道光末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浙江漕粮亦行海运，上海沙船供不应求，这就给处于衰落中的浙江帆船业打下一剂强心针，宁波“南北号”开始迅速在浙江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而当时在甬江码头为南北号服务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极多，据知府段光清调查，宁波码头卸载脚夫共3000余人，加上家眷，“仰食于海船之进出者不下万余人”[xlix]。
因为浙江海运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按规定每次出运还可得二成免税货物，所以获利颇多。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就在实施海运的头一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l]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成为宁波船商、乃至宁波事业发展的象征。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资交流的重要中转地。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li]。此后，随着漕粮海运的继续，宁波“南北号”海运业，在咸同时期也维持了近20年的兴盛局面。《鄞县通志·食货志》指出：“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西迤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要由甬埠集散，且仿元人成法，重兴海运，故南北号盛极一时。”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
在海运事业中大获其利后，宁波商人开始向上海移民，最初主要从事商业、沙船运输业，之后渐向钱庄业集中。清末共有九大钱庄，宁波籍的就多达5家，他们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设立了自己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势力之盛，可见一斑。
简言之，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雇商海运后，河运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伴随着河运的衰废，运河沿岸的城镇失去赖以繁荣的政治条件和地理条件，随之衰落，漕粮海运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围绕着漕粮海运而兴起的系列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也对沿海经济的发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近代上海、天津和宁波等沿海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i] 朱镜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税额》, 乾隆五十年刻本。
[ii]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iii] 朱镜等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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