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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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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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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县也有同样的经历，它濒临运河，昔为南北水陆之冲，“商贾辏集，市街兴盛，为淮北之一大埠”，因漕运改道，“出此间者除邻近数县外，已可谓绝无其人”，商业交往大为减少，“市况遂日益衰落”[xxxv]。
漕粮海运对清代运河经济带的冲击，并不仅限于山东、江苏等有漕省份，凡河运经过的地方，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河北静海县，为河运的必经之地，因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使得贩运粮食而来的，南至卫辉、磁州，北至京师，“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其他商品也很丰富，“东则海滨之盐，西则独流洋芬港之苇席蒲藕，北则直沽之海味鱼虾，南则临清之百货”，相当繁荣。自漕粮海运后，运河航运价值降低，往来商人大量减少，“粮艘之竹木酒米无由再至，市廛较昔寥落焉”[xxxvi]。又比如河北沧州，当河运盛时，“南省漕粮运京师岁辄九千余艘”，随着漕粮海运的兴起，商业也大受影响[xxxvii]。
（2）间接影响
河运不行，运河失修，黄河改道，由此而引发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山东利津，咸丰以前，黄河水由利津入海，河道通畅时，南北商船由渤海驶入河口，在铁门关卸货，再由河内帆船转运而上。当其盛时，“物品云集，商人辐辏”。咸丰五年（1845年），黄水北徙，夺淮入海，使得利津的唯一交通运输线大清河水源锐减，航运价值降低，商业受到困扰。十二年（1886年），铁门关被黄水淹没，码头迁至县城东关，大的商船无法驶入，只能全靠小帆船往来剥运，“商业即见衰落”[xxxviii]。黄河改道成为当地商业不振之重要原因，而黄河改道又与漕运息息相关。
漕运改道还连带对其他地方的经济产生了冲击。如河南陕县，虽远离运河，因与黄河相联，河运时有不少商船随之而来，“至太阳渡、茅津渡而止”。海运兴起后，河道阻塞，运船逆流而上至茅津者，“绝无焉”[xxxix]。
三、沿海经济的兴盛
与漕粮河运类似，为鼓励船商承运漕粮，清廷也有免税带货的规章，这对于南北商品流通，以及上海、天津、宁波等沿海地区物资集散中心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因这些城市在漕粮海运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它们的发展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行业性盈利
上海地处海疆，因地理上的关系，居民操航业者甚多。上海高桥中学有一块明永乐时期的石碑，记载当时居民人工堆筑方圆百丈、高三十多丈土山的情况，土山上设烽堠，日夜燃烧，作为当时船商进入黄浦河道的航标，人们称之曰“宝山”，并成为今日“宝山”地名的来由[xl]。由此可见，上海经济很早就与海运业联系在一起。
在轮船出现以前，沙船是上海是最重要运载工具。上海沙船业形成于明末清初，清初厉行海禁，沙船生计受到影响，后海禁开放，沙船数量越来越多，上海港拥有“沙船之乡”的称号，“邑中富户，多半由此起家”[xli]。在漕粮海运兴起前，上海船商主要从事豆饼运输业。漕粮海运之后，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由沪至津，“均以沙船承其乏”。清廷为招徕沙船，又规定船主可以同河运漕粮一样，免税携带土宜。政策上的扶持使得上海获得了发展的绝好时机，沙船在此段时间空前的发展，船只数量大为增加。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还促进了南北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xlii]。总之，作为漕粮海运的起运地，频繁的漕粮运输与商品交流，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漕粮海运的兴起，河运水手大批失业。这些人无家可归，大都集中于上海，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轮船招商局创办后，“搭客运货，更为利便，而沙船之业遂衰”，海运逐步改归招商局承办，“今之沙船，寥落晨星矣”[xliii]。但招商局总部设在上海，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粮食集散地
天津原名直沽，本为“海滨荒地”。元代定都北京，因运漕以海运为主，而海运均起剥于天津，所以直沽作为海运码头的地位，在元代已经形成。明清时期，天津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从康熙年间起，由辽东经海路贩运粮豆到天津的商业活动就十分兴旺。
随着道光六年清代首次漕粮海运的推行，天津城市的发展开始和漕粮海运发生关系[xliv]。天津是海运的终结地，每当沙卫船只抵津之际，清廷都钦派大臣前往，负责漕米验收和在当地收购余耗，江浙江粮道也须亲自前来，使得围绕验收工作而来的剥船、水师、经纪人等，云集一时。清廷又规定，运船可以在天津出售及购买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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