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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三爷"）为幕友可能是当时最普遍的情形，所以清醒的官员如汪辉祖者就大声呼吁革除这一积弊："谚曰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盖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也。之三者，未必无才可用，第内有蔽聪塞明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也。……总不若择贤友而用之。友以义合，守义则尊而礼之；苟其负义，何嫌乎绝交？"[15] 汪辉祖虽反对用亲，但并不是主张通过正式的、官方或公义的关系或标准来任用幕友。他所主张的用友，仍是凭非正式的私人的关系或标准。"友以义合"的"义"，仍旧是私人恩义，不是公义和法律。此外，长随的工作模式，基本上是以私人方式监督衙门的其他职员（甚至包括幕友），在监督问题上完全充当州县官的鹰犬的角色，以保证州县官个人不被书吏衙役们欺骗蒙蔽。这与政府公务中的分工负责互相监督制约完全是不同的思路。
第三，地方政府靠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灰暗的"陋规"方式建立其财政岁入，州县官和衙门职员们的也多以"陋规"方式取得薪水，这些途径都是私人的非正式的途径。瞿老告诉我们，州县官及其助员们取得陋规收入有五花八门的途径。首先是税收时加收"火耗"、"余平"、"耗米"、"耗羡"，这是朝廷基本半正式认可的"陋规"收入。这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以弥补熔铸、储运中损耗的名义预先加收这样一个折扣额，实际上变成了地方官搭车加收的某种"地方税"。不过，这一收入的最初立意并不是用在地方建设或福利事务，而是用于保证足量完成朝廷规定的税收任务的必要费用或损耗。至于事实上地方官们可能将这些收入部分地用于衙门的办公费用、地方公共工程和福利救济，但那都是体制外的安排，是完全出自地方官个人的名声需要或道德责任感。此外，地方官员们还直接或通过衙门职员之手间接得到各种陋规收入（或其中一部分）。如向管理银库或粮库的书吏衙役、被任命为头领的衙役、值勤的衙役、担任负责催税的"里长"或"催头"的百姓、想逃避看守州县仓库之杂徭的富户百姓、为官府或公共节庆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户、请领保甲门牌户册时的民户、接受土地面积勘测或领取赋税定额凭单（"由单"）时的税户、到公堂接受审讯的两造及证人或仅仅参与办案的书吏衙役、申请灾害勘查和救济时的百姓……，都可以索要种种习惯承认的"陋规"（各种礼金或费钱）。这些与前者不同，大概是不会进入正式可以在前后任官员之间移交的衙门收支帐册记录的，这纯粹是私人性的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既可以看作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确有一些用于本当由正式预算经费满足的公事需要），也可以看作是官员的个人收入或者（欠额）薪俸的变相补偿方式。至于衙门职员的薪水，朝廷正式预算解决的只有书吏和衙役（书吏薪水曾被取消），但那仅仅是象征性的，如衙役每年六、七两银子，书吏每年十几两银子，这只够他们和妻子每天吃一顿或两顿最粗简的饭。于是，他们只好借助"陋规"和更出格的贪狡伎俩谋取收入，如仅仅诉讼过程中，衙役就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钱"、"带堂费"等等，书吏可以向当事人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任何官员对此都不能不默许（顶多稍加约束而已），因为有时的确是解决薪水不足的需要。有的官员甚至公开主张，可以委托书吏办理一些偶发的讼案，以便他们从中搞到一些"纸笔钱"；对那些勤勉尽职的衙役可以多签发一些传（捕）票，以便他们从中多收点"草鞋钱"[16]。这纯粹是私人的、非正式的解决方式。至于幕友、长随的薪水完全由州县官自己从个人薪水或其他收入中支付，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通过获得各种委派差事向百姓索取名目繁多的陋规收入，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州县官有意安排的补充薪水的方式。瞿老提醒我们，应该把"陋规"与贿赂或其他形式的贪污区分开来，因为陋规是在法律的默许之内的，而贪贿是法律禁止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17]。这正揭示了私人性非正式因素在古代政治中的一种实际作用--混淆了公与私、合法与非法 。
第四，其他行政方式或过程中也充满了非正式的私人性的因素。比如，作为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公务--税收，并不是仅仅依靠国家官吏完成，很多情况下依靠民间非正式的途径或力量。先是依靠家中成年男丁最多的里长甲首，运用其在乡村的个人影响力催税。然后又搞"催头制"，由五户或十户人家中欠税最多者为"催头"，代理政府衙役向欠税人（首先是自己）催收赋税。催头交纳完自己的欠税后，这一苦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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