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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转给别的欠税最多的花户。又如，政府为督催交税而采取的"比责"笞惩，最能反映利用非正式的私人性因素于政治过程。如果有税户拖欠赋税，首先是乡村的里长甲首要受讯笞，其次是派到乡下催税的衙役（"图差"、"里差"）要受讯笞，最后是欠税花户本人要受讯笞。里长甲首和衙役因为别人欠税而受笞惩，这显然是为了迫使他们为逃避笞惩创痛而不择手段地去逼花户交税，甚至迫使他们自己掏钱代欠税花户交税。只要能完成税收任务，一切正式的、公义的、官方的规则可以不管。再比如，在办案衙役超期未能捕获罪犯时，法律甚至允许州县官将办案衙役的家属拘禁起来，以示惩罚和督促。将衙役的亲属拘禁来催促衙役尽力追捕罪犯，这做法简直有些滑稽，这无疑是法律正式允许在行政中利用私人情感恐惧等因素。还有，州县官向省城和府城派驻"坐省家人"和"坐府家人"从事上下级之间的感情联络工作，也是典型地在运用非正式的私人性的因素。这种在上司衙门附近设办事处的做法，与我们今天的下级地方政府向上级政府驻地派设办事处有些相似，但也有着关键的不同。首先，派驻的办事人员是"家人"即长随，是州县官的私人仆役，不是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其次，其经费由州县官私人支付，不是政府经费预算；再次，其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私事--与上司的师爷、长随、书吏沟通或拉关系，帮主人打探上司的好恶动向、代主人（每逢节庆时）向上司送礼、帮上司添置家具装修房舍、贿赂上司的师爷书吏以避免上呈报告被驳回。
（三）运用了从前政治制度史研究者们易于忽视的大量丰富而生动的史料，揭示了书面规定的制度与实际生活中的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揭示了在许多行政场合法律并未被执行的严重事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套更加活生生的制度运作模式。
瞿老在本书中运用的史料广泛，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罕见的。包括各类官员或幕友记载自己为政或辅政经历、体会的札记、笔记、杂录或自己奏疏、公牍、判牍的汇编，包括各类民间人士编撰的野史、述闻，包括各类衙门或官员编制的统计册簿、办公指南手册，包括各地方编制的地方志、赋役全书等等；当然还包括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政事问题的解决而发布的皇帝诏谕、朝廷则例。这些中就具体个别具体行政问题而发者，也是易于被从前的政治制度史著作所忽视的。我粗略统计，瞿老在本书中共引证了中文史料370种（此外还参考了西文著作资料66种，日文著作25种），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官员或幕友的笔记、杂记类，有《学治臆说》、《学治体行录》、《学仕录》、《刑幕要略》、《庸吏庸言》、《从政遗规》、《从政录》、《病榻梦痕录》、《不慊斋漫存》、《公门要略》、《办案要略》、《樊山判牍》等160余种；引用各种册簿、全书或办公指南手册者，如《鄂省丁漕指掌》、《各行事件》、《海州交代驳册》、《阜邑款目簿》、《律法须知》、《补注洗冤录》、《门务摘要》、《牧令须知》、《晋政辑要》、《钱谷备要》、《荒政备览》、《审看拟式》、《河南赋役全书》、《缙绅全书》、《户部漕运全书》、《津门保甲图说》、《浙省仓库清查节要》、《湘阴县图记》、《六部成语注解》等31种；引用《安徽通志》、《长汀县志》、《番禺县志》、《东平州志》、《华阳县志》等地方志68种；引用各种政书、律令、条例、诏谕汇编如《大清会典事例》、《大清十朝圣训》、《定例汇编》、《江苏省例》、《吏部铨选则例》、《粤东省例新纂》、《责成州县条规》、《钦颁州县事宜》等23种；引用《漫游野史》、《河北采风录》、《海虞贼乱志》、《金坛见闻记》、《嘉定屠城记》等野史15种；还引用了其他史料或著作70余种。一本正文字数仅仅13万字（汉译字数）的著作，注释引用史料或著作460余种，注释多达1685条之多，注释文字达15.2万多字。这的确有些让我们叹为观止了。在政治制度史类著作（他们通常主要是引用正史、律例）中引用如此丰富多彩的札记、手册、野史、方志类史料，这还是我见到的第一次。
瞿老引用如此广泛丰富的实际政治生活史料，当然不是为了炫示史料丰富，而是一位娴熟于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受美国实证主义哲学深刻熏陶的历史学者，自自然然地用来作为总结阐明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和运作的政治制度的充分必要依据。瞿老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文字上的制度与社会生活中实际运行的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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