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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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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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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交通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
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没有关系。
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馆之后所编撰的版本。包括三十六种语言或方言。1943年石田干之助提出对《华夷译语》应该另立新类。自1968年开始日本学术界，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丁种本。后来，1973年西田龙雄又称此《华夷译语》为“多续《华夷译语》”。
外山军治的《关于阿波国文库<华夷译语>》（《史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1938年）一文，篇幅很短，认为《华夷译语》不单是一种诸番语言的辞典，对史学、语言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山崎忠的《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朝鲜学报》，第五辑，1953年）和《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补遗》（《朝鲜学报》，第六辑，1954年），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状况，就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史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为我们了解日本早期学者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他对《华夷译语》甲种本、乙种本都有所研究，他一人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就有十多篇。
他的《关于<华夷译语>的资料——以所谓甲种本为中心》（《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一辑，1950年10月），《关于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用字》（《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五辑，1951年10月），《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研究》（《天理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号，1951年）及《增订<华夷译语>语释（1）——所谓甲种本的语汇部分A》（《天理大学学报》第4卷第3号，1953年）等文章，对洪武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的用法、语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对诸番“译语”和“来文”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情况也有所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日本馆译语、朝鲜馆译语、回回馆译语、鞑靼馆译语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而其它各馆译语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专题性论文少。20世纪50年代之前，《华夷译语》诸番“译语”中，日本学者除了对“暹罗馆译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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