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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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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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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能研究的“暹罗馆译语”进行了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各馆“来文”也进行了研究。渡边薰太郎的《女真馆来文通解》（《亚细亚研究》第十一号，1933年）一文，对女真馆“来文”的内容和语汇进行了研究。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日本文化》第三十一辑，1951年）和《<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游牧民族研究》，京都，自然学会，1955年）等，前者对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进行了研究。后者对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泉井久之助的《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百夷馆杂字及来文的解读”》（《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二辑，1952年）一文，对百夷馆“来文”进行了研究。
四、对《华夷译语》和《蒙古秘史》的比较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和《蒙古秘史》音译年代的先后问题也有所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那珂通世、内藤湖南、服部四郎、石田干之助等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另一种是小林高四郎和村山七郎所持的《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为先的观点。这里提到的《华夷译语》，主要是指成书于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的甲种本。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1907年版，1943年新版，筑摩书房）序文中指出：《华夷译语》取元朝秘史为参考，对蒙古语的音和意都进行了汉译，因此，首先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对词语及段落，进行了汉译（旁译和总译）。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为了理解蒙古语。所以那珂通世认为《华夷译语》成书年代晚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中，将《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进行比较，断定《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明朝洪武22年（1389年）到明朝洪武31 年（1398年）之间。并认为《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也许是《华夷译语》的编撰者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村山七郎在《关于〈华夷译语〉与〈元朝秘史〉的成立先后问题的解决》（《东方学》第二十二号，1961年）一文中，也认为是《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岩波书店，1994年版）中，认为《元朝秘史》是在编修《华夷译语》的过程中，进行汉字音译的，《元朝秘史》的正卷卷一、卷二是与《华夷译语》的语汇部分一起进行汉字音译的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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