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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边疆民族分布密集的州、军设质院,以监禁藩部人质为手段,防范内属藩部的叛逃;在藩部宗教活跃的州、军设御书院,以笼络藩部民心为手段,以期安辑边陲。终宋之世,颇见成效。姚兆余《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则对三朝不同政治格局下的羁縻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三朝民族观念的不同和综合国力尤其军事力量的强弱不等,是导致三朝羁縻政策存在差异的内外原因。明清之际,是我国近现代西北民族形成,分布格局趋于定势之际。其间,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对西北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发表了从各方面探讨清朝经营西北边疆的论著,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主要探讨了清朝统治西域的行政措施。管守新《阿睦尔撒纳服叛对乾隆治准政策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在准噶尔部统治西域社会的末年,阿睦尔撒纳归顺又反叛清朝的行为是导致乾隆对准政策变化,从而改变清朝统治新疆的浓重羁縻色彩的主要原因。王希隆《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叙述了哈密札萨克制设、废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札萨克旗制在哈密实施的利弊得失。吐娜《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优恤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西域研究》第4期),则充分肯定了清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论述》(《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则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在新疆的实施情况。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专攻西域史的学者,已形成一支骨干力量,不断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使我国西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对以前较少涉及的和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正史“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依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始于班固的《汉书》,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两属”现象(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汉、匈奴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迦腻色加在位时期,贵霜王朝曾否征服葱岭以东地区这一颇具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任树民《北宋时期的于阗》(《西域研究》第1期),探讨了在当时臣服于喀喇汗王朝,但相当自治,活跃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于阗国与宋王朝之间的亲善关系。对蒙元时期西域史的探讨,苏北海《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汗国的兴亡、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李一新《中亚蒙古统治者的定居化倾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蒙古统治者在察合台汗国后期(14世纪初期)至帖木儿帝国时期(14世纪70年代)逐渐转向定居化。人数较少的蒙古征服者长期生活在定居民族地区和追求享受、财富是定居化的原因。在明代西域史上,叶尔羌汗国史占有重要地位。李进新《论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赛义德汗至拉失德汗时期的内政外交。认为汗国初期的社会,总的来说境内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外交、军事均有建树,文化出现繁荣景象,为西域古代社会少有的历史时期。刘国防《关于明代前期吐鲁番统治者世袭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对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的吐鲁番统治者世系问题进行了新的考释。明末清初,伊斯兰宗教势力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对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正寅《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全面检讨了清朝统一西域过程中白山派和卓家族的活动及其造成的影响。为近代西北民族、宗教、边疆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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