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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疆寺院经济的兴衰》(《西域研究》第2期),依据公元3世纪的卢文书和3—7世纪的吐鲁番汉文文书,对古代西域寺院经济产生、膨胀和衰落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加·奥其尔巴特《试论近现代新疆地区黄教寺院经济》(《新疆文物》第1期),则阐述了清朝统一新疆至现今,准噶尔黄教寺院经济由恢复发展走向没落的历程。关于西域商贸经济的研究,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各地都属罕见。并分析了西州市场经济发达的原因。在《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物价表,得出自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以来的一个世纪,西州市场物价平稳,经济繁荣的结论。学术界在成吉思汗西征对中亚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上多持否定的态度。本年发表的田俊迁《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和其指导思想》(《西北史地》第1期)一文,则对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及其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传统观念多认为陆路丝绸之路的商贸经济滞衰于蒙古人的西征战火,而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杨富学《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认为,明朝多次派陈诚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间东西交往频繁,贸易隆盛。尹伟光《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第2期),从贸易形式、贸易税率、贸易物品及贸易通道等方面阐述了清代维、藏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本年出版的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则集中反映了我国近几年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系统阐述了始于商周时期,衰于明清之际的丝路贸易发展史。
三、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对古代西域民族人种、变迁史的探讨。
对公元前后见于中外史乘的塞种的来源和变迁,中西方学者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在结论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光岳在《析支、塞种的来源和迁徙》(《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古代塞种是西迁的析支羌。析支羌源于青海河曲、河湟一带。留存于世的塞人文化遗址,反映了析支羌向新疆、中亚、帕米尔、西伯利亚、里海和黑海北岸、北高加索等地的扩散和分批迁徙,形成所谓的塞种集团。在迁徙过程中,塞种与各地土著杂居融合,形成许多新的民族。
曾活跃在漠北历史舞台的匈奴、东胡、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三者种属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至今争议较大。林干《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乌孙、车师、月氏都是汉代见诸西域的部落民族。本年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第4期),就乌孙族名、人种及其历史迁徙进行了考述。认为乌孙在迁居西域之前是纯蒙古人种,其祖先昆夷是我国上古西北民族氐人的一支。指出有些学者将乌孙视为现代哈萨克族祖先,有背于历史事实。并就古代“汉日天种”神话和“公主堡”传说之谜进行了新的诠释。作者在《车师语言与车师种族初探》(《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通过分析古车师语词汇的读音和含义,结合对吐鲁番、阿尔泰地区出土的上古人类头骨的研究,得出车师人的主体是远古时期北欧白色人种的结论。关于月氏的研究,作者在《乌氏的迁徙以及焉耆的建国》(《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月氏的分支—乌氏迁徙的时间、路线及其西迁后所建立的焉耆国的人种成分。王青《也谈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西北史地》第2期),则从探讨卢水胡与月氏胡关系的角度,指出月氏乃东迁的雅利安人。中亚古代语言的最新研究揭示,大月氏是讲吐火罗语的游牧人。据此,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从解译吐火罗语地名入手,对大月氏西迁前的驻牧地、王庭位置及其西迁的史实进行了考述。认为大月氏的故乡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大月氏的文化,并就文献中所见月氏人是“龙部落”的传说进行了考证。
近两年来,学者对与西域焉耆人有密切关系的“龙部落”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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