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西夏遗民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48:22 来源：不详
|
|
|
婚配者差不多已全为汉族，其汉化的进程也随之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恰当的婚姻选择，使杨氏家族对族属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不同、特色各异的文化，切实而能动地正合与互化。[18]
濮阳西夏遗民非常重视儒学，子孙数代相继筹建义学，聘请名师，被朝廷赐以“崇义书院”之号。对此，《述善集》记载颇多，堪称目前所知最完整也最原始的元代书院记录，是研究元代教育，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 其中收录的《龙祠乡社义约》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规民约，虽直接脱胎于北宋《蓝田吕氏乡约》，但在表述方式上却有较大改变，对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20] 同时，书中保存的为数丰富的元末明初佚诗、佚文，更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遗珍。其中的诗赋、文章，不少都出自名儒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各人文集中均未见收录。《述善集》的再度问世，使这些名人的作品得以再行于世。[21]
此外，《述善集》的发现，为蒙元史的研究也提供了诸多重要资料，如唐兀崇喜撰写的《祖遗契券志》是罕见的元代整理家藏契约档案的珍贵记录；[22] 很可能出自潘迪之手的《伯颜宗道传》更是详尽记录了元代著名理学家伯颜宗道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在河南濮阳一带的活动情况，而伯颜宗道的佚文则如实记录了钦察人济阴郡太君的活动，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23] 书中收录的两件元政府护持学校文告，更是反映了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重视；[24] 而且，该书对元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也不无价值，如陈高华先生对文献中所见“探马赤军”问题的研究即堪称范例。[25]
在《述善集》研究方兴未艾之际，1994年冬，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又相继报道了西安发现十部西夏皇族世谱的消息。[26] 1995年，谱主李培业先后发表《西夏皇族后裔考》[27]和《西夏皇族后裔再考》。[28] 根据家藏的十部《西夏李氏世谱》（《湟郡李氏家谱》、《李氏家谱》、《李氏家乘》、《李氏历代世系图》、《海东李氏家谱》、《海东李氏家乘》、《李氏世系表》、《西夏李氏世谱》、《鲜卑族源流通考》、《李氏世谱》），认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赏哥，在入仕元朝后，曾为元岐王府教授，后以都指挥驻节西宁州，遂定居，繁衍生息，青海李土司即“为西夏国主后裔”，迄今已发展至十余万人。故而认定传统所谓的西夏灭亡时其皇族被蒙古人斩尽杀绝的说法是错误的。
此说既出，很快得到了西夏史学者的关注与回应。学者们在肯定这些文献之价值的同时，又对所谓的“皇族世谱”说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西夏末主李睍亡时仅20岁左右，有无子嗣不得而知，而大量的史实可以证明，赏哥决非李睍之嫡子。虽不能排除赏哥是西夏某族或皇裔之后的可能，但仅据10部族谱去认定李土司“为西夏国主后裔”，则显得证据不足。[29]
在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李培业整理其父李鸿仪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刊行，在内收《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三》一文中，举出更多的史料，如《李英神道碑》、《李南哥墓志》等，对学界的质疑作出了进一步的申论，在坚持皇族说的基础上，汲取了他说之长，酌情修改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如：认为赏哥也有可能是李睍之侄，将“岐王府”改为“祁王府”，等。[30]
由于《西夏李氏世谱》出自多位民间文人之手，伪造、误解历史的现象时有所见，但其所收资料的丰富与珍贵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值得认真研究与鉴别。
此外，学界对河北保定及安徽西夏余氏后裔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962年，保定市韩庄发现了明弘治十五年（1504）勒立的西夏文石幢2座，其中所记西夏遗民，不仅有建幢者、寺院主持、书手和死僧姓名，而且还有西夏供养人八十余。这两座石幢的发现，说明西夏文的使用下限至迟在明代中叶；表明直到那个时代，保定一带居住着一批西夏遗民的后裔，故而具有重要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31] 1984年，在保定颉庄村附近发现了《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记载了老索家族四代人从蒙古汗国至元末的主要情况，可与西夏文石幢的记载相印证。[32]
对安徽境内西夏遗民的研究，主要是由史金波、吴峰云二位先生承担的。他们通过对余阙后裔聚居点的考察和对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的研究，系统论述了落籍安徽的余阙及其后裔的来源与历史变迁。据调查，今日安徽境内就不下五千人，主要居住在合肥一带。据宗谱提供的线索，安徽余氏后裔还在河北、河南、陕西、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