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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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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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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年，第223～228页；姚凤汉译，载《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中公布了这一发现，并将部分女真字还原为楷体。
16）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字书残页
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对西安碑林唐《石台孝经》碑进行整修的过程中，在碑身中心石柱的南面卯眼内发现11件墨书女真文书残页。每页大小不一，最大者长21厘米、宽45厘米，竖书21行，行约25字；最小者长17厘米、宽23厘米，竖书14行，行约18字。其中7页一面书写，4页两面书写。合计共237行、2303字，其中字迹完整者1757字。从笔迹来看，应出自两人之手。文书内容是一种分类编排的女真文字启蒙读物，从头到尾反复抄写，可能是初学者书写的练习作业。与文书残页同时发现的有数十枚宋金铜币和铁钱，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据金启孮先生的意见，此文书残页的下限当在金世宗大定以前，抄写的内容或许就是《金史·完颜希尹传》所记载的《女真字书》。有关该文书发现情况的报道见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文物》1979年第5期），对文书进行研究考释的论著有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和西田龙雄《女真文字——它的形成和发展（下）》（《言语》9卷12号，1980年12月），金文附有该文书残页的拓本照片。
17）“国之诚”银牌
1976年出土于苏联滨海边区苏昌城以北赛加古城155号遗址。该符牌为银质，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上端有穿，可系绳索。中间有一类似“主”字的花押。下部有三个女真字，按《女真译语》注音为“国伦—你—哈答温”，义为“国之诚”。该银牌与《吾妻镜》记载的女真文“银简”的形制非常相似，两者的女真字铭文是相同的。有关该银牌的考释见颜华《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刘凤翥《女真字“国诚”银牌考释》（《文物》1980年第1期）。
18）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
1972年冬，在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老阳坡发现金、银质符牌各一枚，形制基本相同，约长21厘米、宽6.2厘米、厚0.3厘米，金银牌正面均铸有三字铭文，第一字是一类似“主”字的花押，后两字究竟是契丹字还是女真字，目前尚无定论。郑绍宗《承德发现的契丹符牌》（《文物》1974年第10期）首先报道了这一发现，并认为符牌上的铭文与庆陵出土契丹哀册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更断言这两枚符牌铸造于金朝初年，其铭文为契丹小字。但契丹语文学家普遍对上述意见持保留态度，于宝林认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文献》1985年第2期245页），刘凤翥《契丹文字资料简介》（台北《中国书目季刊》26卷第2期，1992年9月）也没有列入这两枚符牌，颜华《女真文》则明确指出符牌上的铭文为女真小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13页）。
19）黑龙江伊春发现的金质符牌
1975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进行基建施工中发现一枚金质符牌，后被人切割为几小块，其中两块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这面符牌残存的铭文来看，它与承德发现的金牌大致相同。有关报道见谭英杰《伊春大丰发现的契丹文金质符牌》（《黑龙江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63～66页）和王东甲、魏国忠《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两文均认为该符牌铭文为契丹字。这个结论只不过是沿袭了郑绍宗对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铭文的考释意见而已，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20）吉林德惠发现的银质符牌
1983年12月，吉林省博物馆从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乡梨树园村村民孙玉田手中征集到一枚银质符牌，其形制和铭文均与承德发现的符牌相同。有关报道见王则《吉林省发现的契丹文银质符牌》（《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2期）、邹世魁《吉林省德惠县发现辽金时期银质符牌》（《文物》1986年第5期），王文认为该符牌铭文可能是契丹小字，这个结论缺乏可靠的依据，因为在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原字中并没有这几个字。
21）叩畏猛安铜镜
原镜下落不明，罗福颐藏有拓本。边侧刻汉文“录事司”及一花押，左侧錾刻女真文六字，前三字释义为“叩畏猛安”，后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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