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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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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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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角色？我国古代船舶远海航行问题，迄今仍聚讼纷纭。[67]无论如何，认为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中国船只已经参与了印度洋丝绸贸易是有道理的。首先，中国古代船舶具备远海航行的能力和可能性。[68]其次，从文献方面，《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武帝时中国使节前往印度，“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道致之，亦利交易”云。学界对此数语理解分歧颇大，但似可理解为：所到国家都提供食物，派人随行，由当地土著商船转送上来，以便交易。[69]果然，则中国使节所乘之船乃为中国船。《梁书·海南诸国传》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郎中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少，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宋、齐时来中国朝贡（贸易）的十余国中，有中天竺（在今印度恒河流域）和师子国（锡兰），以中外交流的历史看，外国到中国朝贡（贸易），往往导致中国采取相同的行动作为回应。吴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其活动范围似未越出马六甲海峡，[70]但这只是官方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中国商船也以此为限。五世纪初，法显从锡兰乘“商人大船”回国，未言明大船属于何国。法显记载所乘大船后有小船随行，大船遭风受损后旋即修复，苏继庼先生根据这些事实断定商船乃中国船，“盖我国大海船每有小船相伴，大船遭风失事时，小船可充救生船。无风时，小船乃前行，藉摇橹以拖大船前进。再我国大船，其底舱有隔槽设备。受损处如有水漏入，亦不致漫延他处，因而修复亦易。此制为我国人所创，迟至近代，西方船只始采用之。”[71]因此，断言科斯马斯时代中国商船已参与印度洋丝绸贸易，是有根据的。吉本认为，向锡兰输送丝绸的船只是中国商船，中国商人在驶向锡兰途中购得沉香、丁香、豆蔻和檀香，到锡兰岛上与波斯商人交易，大获其利。[72]这个论断有道理。不过，从地理上，东南亚的商船（即昆仑船）占有地利之便，远非中国商船可比，他们在中国到锡兰之间的丝绸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应是情理中的事。
四、简短的结语
科斯马斯是古代向中世纪过度时期的拜占庭人，他的著作非常明显地体现着那个过渡时代的特点：神学知识和世俗实用知识的混杂。作为曾有过广泛商旅经历的商人，他获得的世俗知识，尤其是他的东方闻纪，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兴起后，封锁了地中海水域，形成了对欧洲的包围，阻断了它由传统丝绸之路和红海-印度洋海路与东方的联系，整个欧洲——包括文明程度最高的拜占庭帝国——的地理知识严重衰退；直到十三世纪蒙古势力横扫欧亚大陆，对欧洲形成重大冲击以前，欧洲对东方世界的认识一直处于黑暗状态。六至七世纪拜占庭人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犹如黑暗中照亮欧洲上空的火炬，虽倏然而逝，但仍留下一时难得的光明。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东方史料显然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参照和补充作用，国内外中西交流史的研究者应给予充分的注意。
[1]以普罗可比《秘史》的记载，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留下了3200百元金（kentenaria）。据瓦西里耶夫1952年的估算，约为6500-7000万美元。（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41）；据巴克尔1966年的计算，约相当于32万镑黄金。（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7）
[2]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197-198页。
[3]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扩展在中国文献中斑斑可稽。《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朝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同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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