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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體上看，佉盧文書只是?a href=mailto:多文書類型當中的一個種類，而且是較爲特殊的一種。在佉盧文書內部所存在的形態等上的差異，較之漢文文書有過之無不及。這是我們對佉盧文書的總體印象。但是，揭示出文書在形態上的差異僅僅是文書之分類或曰類型學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基本的；文書在形態上的差異絕非無意義的，－－這是由於文書記錄內容的不同要求所決定的。這種介於文書的形式與意義間的聯繫，通過分類－－即類型學研究工作是可以實現的。
關於佉盧文書之基礎性研究工作－－轉寫、譯釋－－略作說明如下：斯坦因（M.A.Stein）第一～三次探險於尼雅等遺址獲得的佉盧文書，《佉盧文題銘》（Kharosthi>多文書類型當中的一個種類，而且是較爲特殊的一種。在佉盧文書內部所存在的形態等上的差異，較之漢文文書有過之無不及。這是我們對佉盧文書的總體印象。但是，揭示出文書在形態上的差異僅僅是文書之分類或曰類型學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基本的；文書在形態上的差異絕非無意義的，－－這是由於文書記錄內容的不同要求所決定的。這種介於文書的形式與意義間的聯繫，通過分類－－即類型學研究工作是可以實現的。
關於佉盧文書之基礎性研究工作－－轉寫、譯釋－－略作說明如下：斯坦因（M.A.Stein）第一～三次探險於尼雅等遺址獲得的佉盧文書，《佉盧文題銘》（Kharosthi Inscriptions）[1]一書轉寫了764件；第四次探險在尼雅獲得的佉盧文書，貝羅（T.Burrow）依據照相資料做了轉寫，按照波葉爾（A.M.Boyer）等的編號，依次編爲765～782號。[2]在譯釋方面，貝羅譯釋過其中的一部分（496件）。[3]林梅村先生譯釋了文書中的幾個類型（國王諭令、籍賬、信函、碑銘與題記），凡588件。[4]以上兩種譯釋中的絕大部分出自尼雅遺址（1～659、709～751、758～782），凡728件。660～665號出土于安迪爾的遺址，666～701、754～756出自樓蘭L.A，702～707出自樓蘭L.B，708出自敦煌（T.XII），752～753出自樓蘭L.M，757出自樓蘭L.F，凡56件。有了這些譯釋工作基礎，便可以從總體上對文書進行分類。若結合年代學研究的結果，還可以從空間和時間關係上分析各種類型文書的分佈狀況。年代學研究工作，是由孟凡人先生完成的。[5]
分類法說明
在文書的分類上歷來有著不同的方法，主要是因爲分類標準不同的緣故，大致說來有物理性質和非物理性質兩種。物理性質包括文書的質料、形狀等，後者與考古學通常所謂的“形制”有關；非物理性質的標準，包括了文書的文字、書寫方式、內容、出土地點以及年代等。由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得出不同的分類，作這樣的分析有助於瞭解文書不同方面的特徵。
依照文書記錄的內容劃分的類型，比較接近文書的本質，大致上最接近當時的書寫者原有的分類觀念和標準。這樣的分類，便於瞭解文書的歷史學內容。此外的一種分類，即按照形制的分類，也是當時書寫者原有的分類觀念和標準之一。這兩種分類是最重要的。
佉盧文書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斯坦因發現的，他對所有文書都做了編號（田野編號），按照出土地點進行編排，具體到了房屋（群）中的具體房間。在這裏進行分析的佉盧文書以斯坦因發現物爲主，它們主要屬於簡牘文書類，這些文書占了尼雅出土文書的絕對多數，又大都是經過了轉寫、譯釋以及年代學研究之後的文書；只有極少數屬於皮革文書。
就內容上的分類而言，由文書實例看，實際上很難劃分出一個所謂的“政府公文”類別，現在還沒有發現一種特別的格式，專門用於政府的行政文件。國王諭令與法律文書，實質上與政府的行爲有關，但是相對獨立；以信函的形式記錄的政府事務，一般情況下都與官員中的私人事務有關，所以，還難以把它們明確地區分開來。爲此，所謂的“公文”這一類型暫時未予劃分，有少量這樣的文書，保存都不完整，暫時把它們列入“性質不明”者之類。實際上比較明確的類型可以劃分出六個，即：國王諭令、籍賬、法律文書、信函、文學作品、雜類。還有少量文書現在還缺乏譯釋，它們一般都比較殘破，暫時列爲未譯釋文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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