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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之不同圖像類型間的關係，則有望確定的問題是：印章的圖像間的差異是否代表了印章擁有者的不同身份，或者說不同類型圖像的印章代表了不同身份的人。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須要做精確的比較，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尚難以實現。
長方形簡牘（Oblong tablet）的形制，是指那種形狀狹長者。《佉盧文題銘》轉寫的此類型簡牘中，有極少數（3件）被描述爲具有雙簡的形式，其餘絕大多數屬於單簡。從內容上看，這3件簡牘屬於信函（2件）和法律文書（1件），與此類型簡牘的一般用途－－籍賬文書－－不同，所以，推測這3簡可能原本屬於矩形簡牘類型中的不太規範者。
尼雅遺址出土之佉盧文簡牘文書中，在形制上顯得最特殊者應當屬所謂的Takht形，這個詞沿用的可能是梵語。這是斯坦因所命名的，他曾經認爲此種形制之簡牘，是起源於印度。若就形制而言，它們在尼雅遺址簡牘中顯得很獨特。可資比較的簡牘形制是1980年採集自策勒縣老達磨溝遺址的一件于闐文木簡，由上下兩塊木牘組成，在上牘的外端也有一個“柄”。[11]
C 按照記錄內容的分類
這種分類即是上文提到的六種：國王諭令、籍賬、法律文書、信函、文學作品、雜類。以下是一個統計，可以看出各種內容的文書之數量及其占全部已譯釋文書之百分比。
尼雅遺址出土文書：
國王諭令：280件，占約35.8％（編號略，下同）
籍賬：181件，占約23.2％
信函：114件，占14.6％
法律文書：84件，占10.7％
文學作品：2件，占0.3％
雜類：4件，占0.5％
不明：29件，占3.7％
未譯釋者：32件，占4.1％
安迪爾等遺址出土文書：
國王諭令：6件，占0.8％
籍賬：14件，占1.8％
信函：12件，占1.5％
法律文書：4件，占0.5％
未譯釋者：20件，占2.6％
上述分類包括了皮革文書在內，如果單獨列出的話，可以看出在23件已譯釋的皮革文書中，屬於國王諭令者占了18件，籍賬類1件，信函4件－－這一類文書主要是用來記錄國王諭令的。
文書的內容與形制間的對應關係
由分類的角度而言，在文書內容的分類與形制分類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這種關係通過下述的統計分析可以顯示出來：
楔形簡牘
此類型簡牘斯坦因共發現357件，《佉盧文題銘》轉寫了293件，其中雙簡278件，單簡15件。《沙海古卷》和《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譯釋了288件。就內容分類一共包括四種：國王諭令、籍帳、法律文書、信函。其中，屬於國王諭令類者263件，約占已譯釋諭令文書總數的91％；籍帳類15件，約占5％；信函類6件，約占2％；法律文書類4件，約占2％。15件單簡中，屬於籍賬類者8件，信函2件，法律文書1件，諭令3件。從這個統計上可以看出，楔形雙簡主要是用來記錄國王的諭令，單簡只是不規範的形式，主要用於 籍帳文書。
矩形簡牘
共出土240件，《題銘》一書轉寫了198件，其中雙簡190件，單簡8件。《古卷》及《譯文集》一共譯釋了177件。在內容上大約包括了四種類型：國王諭令、籍帳、信函和法律文書。其中屬國王諭令的文書有4件，約占已譯釋的此類簡牘文書總數的2％；籍帳文書11件，約占6％；信函類約84件，占約47％；法律文書一共有70件，占約40％。8件單簡除1件過於殘破無法分類外，其餘者包括了1件諭令以及籍賬、信函、法律文書各2件。上述統計資料顯示，矩形簡牘主要是用於信函以及書寫、記錄有關法律事務的文件。
長方形簡牘
共出土157件，《題銘》轉寫了147件，《古卷》和《譯文集》譯釋了140件。已譯釋的此類型文書包括了自國王諭令以下的所有7個種類，其中屬國王諭令類的文書有3件，約占已譯釋文書總數的2％；籍帳類100件，約占71％；信函類20件，約占14％；法律類7件，占5％；文學作品1件，約占1％；其他雜類2件，約占1.4％。這個統計資料顯示，長方形簡牘最主要是用於籍帳類文書和信函。
棒形簡牘（Stick-like t.）
共出土39件，《題銘》轉寫了18件，《古卷》和《譯文集》譯釋了17件。內容上分作籍帳、法律文書兩類。其中，籍帳類文書13件，約占已譯釋文書總數的76％；法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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