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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續。這兩種文書的出土表明，N.V屬於一種中心性的建築，可能是附屬有宗教建築的政府衙署。
國王諭令的內容也是值得關注的事。如果檢查這些文書，便會發現所有這一類文書所記錄的內容，都不外乎兩個方面：前半部分言警戒扜彌、于闐事；後半部分言行政事務如徵稅、“難民”問題及“蘇毗人”、出使等事。特異之處在於前半部分，已經具備了格式化的特徵，其用語如：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州長索闍伽，汝應知悉朕之諭令。當朕下令處理國事之時，汝應 日夜關心國事，不惜以生命小心戒備。若扜彌和于闐有什麽消息，汝應向朕，偉大的國王陛下稟 報，將報告交信差送來，朕便能知悉詳情。……”（略）[34]
皮革文書之均採用這種固定用語的做法，表現在所有關於警戒扜彌、于闐事宜的文書，均採用了皮革文書的形式，這一點看上去有些奇怪：爲什麽關於警戒事務的文書一律採用皮革文書形式呢？這種現象應當如何加以解釋才顯得合理？至少，所有的皮革文書均與佛教事務無關這一事實，足以推翻前引的斯坦因的觀點。在古代尼雅，皮革文書這種文字記錄形式並沒有用於書寫佛教的文獻，而是用在世俗的國家事務當中了。所以，若說到這種類型文書的起源的話，還應當考慮到其他的傳統。看來，皮革文書這種形式專門是用來傳達關於警戒扜彌、于闐事務的。當與那種簡牘形式的國王諭令相比較時，在內容上的唯一差異之處，便在於此。是否因爲這種文書比起木簡更具有保密性能呢？看來也不見得如此。這一類文書的長處，在於記錄信息量大以及便於攜帶、藏匿，是否這兩點也正是當時的考慮呢？ 注 釋
[1] 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I,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A.M.Boyer, E.J.Rapson, E.Senart and P.S.Nobl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0,1927,1929.
[2] T.Burrow, “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nd African ] Studies, 9, 1937-1939, pp.111-123.
[3] 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1940.
[4] 林梅村著：《沙海古卷――中國所出佉盧文書（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 孟凡人著：《樓蘭鄯善簡牘年代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此書推定的佉盧文書所紀鄯善五王王統及年表如下（383頁）：
陀闍迦（Tajaka） 西元？年～（242/243年）－244/245年
貝比耶（Pepiya） 西元245/246年～252/253年
安歸迦（Amgoka） 西元253/254年～288/289年或290/291年
馬希利（Mahiri） 西元289/290或291/292年～318/319或320/321年
伐色摩那（Vesmana） 西元319/320或321/322年～329/330或331/332年（伐色摩那王11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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