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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那樁交易顯然是違約了，由買方當事人提起訴訟，並由一些官員等負責審理，根據契約的有關規定作出了賠償的指令。根據這件文書我們瞭解到了違約處罰的一些問題，以及在文書方面如何加以處置。看來，這是當時契約法的規定，即當發生違約並因此而引起糾紛時，應檢出當時所訂立之書面契約，按照一種簡要的格式，將結果記錄入案。
關於判決書，它的一般形制與內容與書面契約無貳，在格式上遵循了相同的規範。關於判決書的實例可以不必引述，問題在於這兩種文書爲什麽採用了相同的格式而不做出明確的區分？這一點令人費解。實際上，能夠確定爲判決書的文書並不多，在進行實際的分類時，有時在判決書與契約文書之間難以作出明確的區分，蓋由於二者在格式上極其相近的緣故。
“斷繩”
佉盧文契約文書或書面契約中，曾經使用了一個奇怪的用語“斷繩”（sutra cimnida）。保存下來的並得到譯釋的文書裏，至少有14件文書使用了這個用語（186、209、420、422、571、579～582、586、589、590、592、655），它們均屬於契約文書，這種狀況暗示了“斷繩”是一種專用於書面契約的方式。根據保存下來的內容來看，所謂的“斷繩”似乎是一種儀式，而且是專門化的。在186號文書的最後部分，當敍述完關於土地買賣的交易之後，最後又專門提到“彼等割斷繩索”這樣的用語。[23]這個情況說明，“斷繩”是在交易達成後所實行的。另外一個實例中（209）表達得更加明確，這件關於女婢的買賣，當“雙方在此公平之條件上達成協定，並在證人面前作出決定”之後，當事人做出了“斷繩”的舉動。[24]在其餘之契約文書中，都遵守了同樣的文書格式。保存完整的那些書面契約（571、579～582、586、589、590、592、655），關於“斷繩”的用語一律寫在整個文書的最後部分，成爲一種規範的格式。[25]
如此看來，幾乎可以斷言，所謂的“斷繩”是專門用於書面契約的儀式，它一般是在契約達成之後舉行，其用意可能是指由專門指定的人將書寫好的書面契約進行捆紮、密封，因爲契約文書是用繩索和封泥密封的，所以“斷繩”這樣的說法便具有了象徵意義。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復原如下：由雙方當事人當諸證人及契約主持人等之面，就其交易達成協定，然後由專門負責記錄、書寫的官吏（司書、書吏）將契約內容予以記錄以成書面契約，最後加以封閉。在文件中一般是需要將負責記錄者記錄在案的，所以這種“某某斷繩”的用語無異乎一種簽名，它所包含的意思或許是：契約到此訂立，從此開始生效，今後無故不得打開等等。
但是，由現存的實例看，負責“斷繩”的人一般都不是“司書”或者“書吏”，而是另有其人。從那些保存較完整的例子統計，這裏面既有督軍（tomgha，571、589）、“吉查依查”（元老，kitsaitsa）之侍從（579）、甲長（karsenade，579）、稅吏（ageta，580）、司稅（yatma，581、590），又有司土（vasu，582、586）、曹長（apsu，592）等，似乎雜亂無章，較多的有督軍、司稅和司土等，這裏面還難以理出規律，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的官吏身份，既有較高層次的（督軍、司稅），又有較低層次的（侍從、甲長、稅吏等），但主要是那些較低層次者。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負責“斷繩”的職務並非是專門的，一般由較低級的官吏兼任。
籍帳文書
籍帳文書是佉盧文書中的主要類型之一，但是也是形制最爲複雜的文書。根據前文的統計，這種內容的文書在形制上涵蓋了全部劃分出來的七個類型（楔形、矩形、長方形、棒形、“標簽”形、Takht形及雜類）。單純就數量言，在5種形制類型（長方形、棒形、“標簽”形、Takht形、雜類）中籍帳文書都占了一個超過半數的比例。但是，最集中的形制還是那種長方形的簡牘（100件以上）。這種形制一般不具有保密的設置，較爲規整、簡單，符合籍帳文書的技術要求，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長方形形制的簡牘應當是籍帳類文書的基本形制，——也就是說，籍帳文書主要設計成了長方形的形制。至於其他形制，有一些或許是出於廢舊利用的考慮，將原來書寫其他內容文書的簡牘加以再利用了（楔形和矩形簡牘等）。
至於那種所謂的“標簽”形和Takht形的簡牘，看上去是比較適合於登錄籍帳的，它們在形制上都比較簡單。這幾種形制，包括“棒形”以及其他雜類的形制，都可能是爲籍帳文書而設計的。據說有些木牘上面還有鑽孔，林梅村認爲這些文書“原來是編連成冊的”。[26]這個看法值得重視。我們推測，在所有類型的文書當中，只有籍帳文書以及文學作品等少數幾種是需要編綴的。
尼雅遺址出土文書中的籍帳類文書，看上去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斷簡殘篇。所謂“籍帳”是一個總稱，原來指戶籍與賬務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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