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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財物登記的類型，其中的大部分應當屬於徵稅的單據或清單。如116號文書，在正面的擡頭部位題記：“唯威德宏大的、偉大的國王陛下、侍中、天子元孟（Vesmana）在位之7年6月14日，是時攤派的糧稅份額業已決定。”以下是人名及其份額。[29]帳務文書中另有一部分屬於財産清單。收支賬即會計文書，是此類“賬”文書中的另一個主要部分。關於這幾類文書的詳細情況從略。總的來看，作爲一種文書而言，籍帳的格式化特徵也是很明顯的。
佉盧文皮革文書
以羊皮作爲書寫材料，這種方式與漢文的書寫傳統不同。皮革文書在我國境內的發現微乎其微，可信的資料有斯坦因在尼雅遺址和安迪爾城堡的挖掘品，數量在25件左右的佉盧文書。[30]這些文書基本上都得到了轉寫和譯釋。1994年“中日共同尼雅遺迹學術考察隊”複於尼雅遺址93A27（斯編N.XXXVII）房屋遺迹中出土一件同類文書。[31]這些文書加起來的總數，在佉盧文書中也只占到一個微小的比例。皮革文書的地位很特殊，屬於一種特殊的文件書寫形式。
首先，這些文書的出土情況值得注意。在全部26件皮革文書中，有24件出土自尼雅遺址，只有1件（665號）出自安迪爾遺址中的城堡遺址，這一件文書未曾譯釋。尼雅所出的文書中，又以編號N.V.xv的房屋遺迹爲主要的出土地點（23件）；其餘2件分別出自N.XIV和XXXVII――這種狀況說明，這些文書曾經被專門地予以保管，看來N.V.xv是它們的保藏地。
根據對實物的觀察，佉盧文皮革文書一般都製成長方形，在書寫完畢後，一般都按照一定的方式加以封緘。這種封緘方式，在《古代和田》一書中是這樣描述其“捆紮方法”的：
“皮革片按縱長方向對折，在日期項的地方，形成個狹形折疊物的外表，而寫有字迹的表面折到了裏面。從而整個寫有字迹的正面得到了保護。最後，折疊物再垂直對折一次，就形成了N.xv.310所示的樣子。在上述文書底部邊緣，有一條割開的但不完全割離的窄皮條，剛好露出折過來的極左部頂端正文開始格式的那一行字。……”[32]
割開的狹長皮條的一端，斯坦因推測可能繞折疊後的皮卷的邊緣一周，最後通過兩層的中間將文書夾緊了；他根據保留在皮革上的橢圓形壓痕，推測說這裏應該有一個封印，但因爲缺乏實物的發現，文書的最後封閉方式不得而知。不過他提到了一個線索，即用於這種皮革文書的密封方式，有可能與用於木質簡牘的密封方式相同。――根據這個提示，我們推測皮革文書的最後密封方法可能是這樣的，即：皮條在繞邊緣一周後進行紮結，之後在紮結處用粘土封閉，就像是在“封檢”式簡牘上所使用的那種密封方式一樣，在封泥上可能還加蓋了印章。不過，當文書被啓開後，這種封泥和印章都會被破壞的。
從皮革作爲書寫材料的角度來講，斯坦因在早年所提出的觀點值得商榷，他曾經認爲：
“剛才描述過的文書，除了它的內容之外，還有一點也特別重要，那就是它們還是第一件在皮革上 用印度文字的古代文獻標本。古代印度把皮革用於書寫目的，在文學作品上反映出來的證明是非常 缺乏和不明確的。根據宗教上的慣例，動物物質被認爲是不潔之物，因此很容易導致宗教上的異 議。儘管那些異議可能已經成爲理論，但我們有無可辯駁的證據，它們在和田地區佛教徒實踐中的 影響，不會比克什米爾正統婆羅門更大。婆羅門可能從很早之前一直到西元紀年這個時代就習慣用 皮革裝梵文經典。那些古代文書所反映出來的皮革的精巧加工，說明當時在材料的製作上有大量的 實踐經驗。”[33]
但是，如果考慮到皮革文書所記錄的內容，及其與作爲更普遍的文字記錄方式的簡牘間的差異，這種狀況更能說明這種類型文書的實際用途。
皮革文書所具有的幾個特徵，在前文中已有所述。從記錄內容上，這種文書幾乎都是用來記錄國王諭令的；此外，它們都集中出土於一處房屋之中（N.V）。無論從記錄內容還是出土地點上看，這一類文書都表現出一種單一的性質，另外，從年代構成上看，也顯示出這種單一性，即主要屬於馬希利王時期的文書。
N.V這處複雜的遺迹群，它包括有一處佛教寺廟遺迹，同時又出土過最大數量的漢文簡牘（63件）。這兩個種類的文書集中出土於此似乎具有某種重要意義。漢文簡牘的時代主要屬於西晉時期，可能都是武帝統治時期（西元265～289年）的遺物；皮革文書的年代較晚，大致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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