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陆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是举世闻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通过欧亚内陆地区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是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及其在西域的经营分不开的。宋朝史臣记叙唐朝疆域称“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1]。指出唐朝对西域的经营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开疆拓土著称的汉代。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设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唐代也是历史悠久的陆路东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内部的战乱，在阿拉伯势力东进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国经济重心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东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长足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线绸之路取代陆路地位的局面。

第一节  陆路交通的发展

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西域图志》与隋代西域交通

    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隋、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对外交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2]。同时又派了许多使臣，四出访求异俗。仅见于记载，在大业初年派出的使臣就有：羽骑尉朱宽在大业三年(607年)出使流求[3]；同年，文林郎裴清出使倭国[4]；大约同时或稍后，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5]；大业初年，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6]；大约同时，又遣云骑尉李昱通使波斯[7]。在同一时期派遣如此多的使臣，出使这样多的地区或国家，这在汉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臣间的交往不仅增强了隋朝与外界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经济往来，开扩了当时人的眼界，而且也大大加强了隋朝与周边地区各国，尤其是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促进了隋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发展。

    在对外交往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记叙隋代与外界交往的史籍，主要有韦节《西番记》[8]、彦琮《大隋西国传》[9]、裴矩《西域图记》以及《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等[10]，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前代。虽然这些书籍多已散佚，但它反映了隋代对外交通的高度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隋朝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这类书籍中，《西域图记》对后世，尤其是对唐朝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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