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州东行，在今甘肃敦煌、河西、内蒙古、辽宁等地也存在大量的粟特人聚落，尤其是敦煌从化乡的情况，与西州崇化乡性质略同，但更为典型。敦煌所出天宝十载(751年)敦煌县从化乡科差簿残卷，登记了从化乡居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粟特姓氏占总人数的九成以上，而在他们中有四成以上仍然以粟特语起名。在8世纪中叶，虽然农业生产在他们的生业中已很重要，但是商业活动仍然占相当的比重，而他们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作为商业交易的中介人来维护粟特人的利益[60]。

近年在各地发现的粟特金银器皿，为粟特人在唐朝各地的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1963年春，在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了一批银器，其中有1件“圈足，圆口，腹部十二曲”的银碗，碗底正中有阴雕长角鹿图案[61]。这种图案在七八世纪粟特器物上较为常见。更重要的是，在银碗的口沿下有一行粟特文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可知是粟特火祆教徒使用的器物。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了6件银器，其中有一个碗上的铭文被识别为粟特文，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62]。1975年，在内蒙古昭盟敖汗旗1号墓发现了一批金银器，其中有鎏金银壶1件，鎏金银盘1件，椭圆形银杯1件，带柄银杯1件，银勺1件。这是有组合关系的一套餐具，在唐代金银器皿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同类器物。这组器物中，最有特点的是带柄壶和带柄杯。带柄壶捶揲成型，壶身扁圆，口部有流，略似鸟形。束颈，鼓腹。圈足呈喇叭形，底缘以联珠环绕。壶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呈弧形。最奇特的是，壶柄上端与口缘相接处立一胡人半身像。带柄杯呈扁圆形，口部两端上翘。束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环形柄，上加椭圆形指垫。在中国传统器形和唐代金银器中还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器物。据研究，这组器物属于粟特银器，时代在公元7世纪下半到8世纪上半叶，较墓葬年代为早[63]。这组器物的发现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和粟特人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甚至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将中国的商业制度带到了粟特本土。在粟特语中，tym这个词指“店铺、商栈”，而在现代塔吉克乌兹别克语中，这个词是指“有棚盖的巴扎（集市市场）”或“发售布匹的客栈”，在穆斯林著作中，意思也基本相近。据研究，该词应该就是汉语“邸”或“店”的音译。吐鲁番文书中有“取当县群牧、庄坞、底（邸）店及夷胡户”的记载[64]，唐营州都督宋庆礼也曾“招集商胡，为立店肆”[65]，可知“邸”或“店”是唐代的习称，而来源于这一称谓的tym则一直延用到了10世纪以后[66]。

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唐朝文化艺术也对粟特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5-1971年之间，前苏联学者对康国故城(Afrasiab)宫廷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发现的30多间居址中，以1号室的壁画保存最为完整，壁画年代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期的15年间，约略相当于唐高宗朝至玄宗开元初年，这些壁画反映了粟特地区与唐朝密切的文化联系。

西壁主题为诸使献礼图，其中数人为唐装使臣，有一人手托织物三叠，一人手托丝。人物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著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鞶囊，佩长刀，是典型的唐初官吏形象。

    北壁正中绘一河流，将画面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侧为唐装仕女泛舟图，东侧为唐装骑士猎兽图。泛舟图绘二艘红色小舟，其中一艘凤舟上有十女子，正中突出位置为一贵妇，由五名贵妇簇围。船首一红衫侍女持竿、船尾一红衫侍女划桨，近船尾有二女乐弹奏。泛舟图画面可与敦煌莫高窟55窟相比较。居中贵妇与身边五位贵妇均梳双鬟髻，可与吐鲁番所出绢画仕女发型相比较。划船仕女著窄袖小衫，裙腰高束，与莫高窟初唐329窟女供养人服饰略似。女乐所持乐器之一为筝(或琴)，可与敦煌莫高窟初唐220窟及盛唐127窟之筝比较。骑士猎兽图主要表现数名骑士狩猎的场面，骑士或持枪、或弯弓，形象威猛勇武，服装与西壁唐使所著相同，马及猛兽的形象也可以在莫高窟壁画中找到类似的形象。

    东壁残损过甚。南壁为支汗那人出行图。与莫高窟156窟“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的马队、驼队和贵妇出行场面以及420窟西域商队图中的驼队比较，可见其线条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